訪問見聞——對非華語學生學習中文的狀況以及教育政策看法 黃汝嘉助理教授

1、您認為非華語學生學習中文,感到困難的緣由是什麼?

學生背景因素:

對於香港的非華語學生而言,中文並非他們的母語,家庭支援不足,難免會困難重重。他們的語言背景很複雜,現在所指的非華語學生主要是南亞裔,來自印度、巴基斯坦、尼泊爾、菲律賓和印尼等地。他們很多是移民家庭,屬於第二代和第三代移民,在港落地生根一兩代,當然也有新來的。這些非華語學生本來有他們的家鄉語,來香港往往需要學習英文和中文。但是他們 面對的困難比香港學生多。他們同時間學習兩樣外語,而中文和英文兩者,無論是語文的語系,還是文字系統都不同。華語學生學習英文也會面對不少困難,可想而知,對於這批學生,他們帶著家鄉語的背景,同時學習兩種不同語系的語言,甚至要以不算流利的英文來學習中文更添困難。

更重要的是,這批學生難以脫離背景對他們的影響,尤其是家庭支援不是很好的學生。有些學生社經地位比較低,處於弱勢家庭,父母工作環境較長、居住環境較差。 爸爸媽媽能夠抽出來照顧子女讀書的時間是比較少。本來華語生的社經地位低的話,學習方面也較容易面對困難和問題,這些非華語學生帶著這樣的背景,面對複雜的語言學習困難,就中文一科來講,父母更是束手無策。

香港的教育政策因素:

以前的做法是,非華語學生必須在指定官校就讀,這些學校會大量錄取這批學生。 這些學生再升學的時候,就會去到一些會錄取非華語學生的中學,例如地利亞修女紀念學校,當時,整個社會對於非華語學生學習中文的意識很低。既然非華語學生學習中文難,那就不要學習中文了,可以學習另外一種語言,例如法文。不夠理想。沒有人提出問題,政府也沒有主動解決。

回歸之後,我們要推行兩文三語,對非華語學生卻沒有這方面要求,導致他們中文閱讀能力甚低。沒有中文的能力的話,就升學、就業,以後的社交聯繫方面的發展都是不理想的。因此,有非牟利團體提出此制度類同於種族隔離,這個制度應要打破,不可以推行此種類似種族隔離的政策。正式而言,真的是十幾年前,教育局鼓勵這些學生入讀主流學校,當時政策變動,令學生入讀不同的主流學校,然而主流學校卻沒有準備如何教導這批學生中文,在師訓方面也未能配合教學需要的變動。例如,在主流的班別裡有2個非華語學生,但老師也不知道怎樣處理,也沒有任何經驗。

中文能力發展緩慢:

非華語學生的中文口語聽說能力不高,導致他們的讀寫能力發展緩慢。 中文字本來也較困難去學習,需要很多聯繫,投入很多時間去學習的話,所以他們聽說讀寫的中文能力發展都很緩慢。在研究當中,測試一個小四的學生100個在小一學習過的中文字,觀察他懂得讀對多少個字。5年前的研究顯示,他只會懂得讀50個,平均只懂一半。一個小四學生只是懂得一半的小一常用字的話,就知道整個中文能力發展已經拖慢了。而且越高年級的要求越高,越少機會打穩基礎,只能結果就是老師覺得你學得太慢,然後就完全不理你。 結果,非華語學生放在主流班的話,學校的準備比較差的話,學習就會較慢亦不理想;在中文語境比較好的環境,發展較理想。可是,整體來說,非華語學生的中文發展仍未成熟,要看機緣,會否學校有否一些個別措施幫助他們。

2、您認為政府該如何改善針對非華語學生學習中文的教育政策?

十年前,我當時就是教育局的成員,負責留校與學校傾談,與學校老師合作發展校本課程,將教學方法更完善對應學生的需要教學。當時大家都不知道怎麼辦好,課題很新,但需要逼切。現在香港的語文教育和課程發展,教育局針對華語生,每個課程設有課程指引,也有一些配套文件,上載教案作例子,還有課程領域、學習目標、大約的組織、教學方法的原則。考評局則會負責評估上面的需求。

而教材方面,學校有權決定所使用的教材,用不同出版社的教科書,或者自己制定教科書,以符合課程指引。 一般的華語課程,教育局出課程指引,課程實際的教學教材和教學方法是學校決定的。過程中,私人市場,教科書的出版商佔了一個很大的角色,而學校自己構建課程不多。放在非華語的學生的話,教育局為非華語學生制定了學習中文的指引,例如《第二語言的學習架構》。這份文件根據讀寫聽說四個範疇訂下指引,教育局也明白非華語的進展可能有些不同,於是規劃各個階段進展,讓老師更加清楚學生學習進展,並發展教材。中間也採用某些老師的前線教材作示例,供其他學校參考。

政府的支援政策:

另外就是提供支援,政府的支援可分為兩種資助,其實不少。就政府而言,這是對於少數族裔的大政策,是在扶貧的角度去看的。第二就是專員,就是教育局會派他們到學校當中支援學校發展校本政策。 現在有一些學校走得比較前的,老師的經驗會比較好,也會借助他們的經驗去支援其他學校。

改善建議——訂立明確學習目標:

但是以上的現有政策都不足夠,任何一個地方都可以做得更好。大家都覺得10年前的問題,現在還未有得到完善的解決。如何才是怎樣才是好?整個教育界仍在探討當中。而核心原因是因為教育課程架構的設定,都太模糊,課程架構仍是非常空泛,不夠實在。我們應針對這一班學生升學和就業出路,訂立明確的學習目的,如香港中學文憑試為主流學生中文課程的官方目標,針對非華語學生卻沒有如此考試政策。

一旦對這班學生有一個比較明確而合理的學習要求,相信坊間力量會更容易聚合。對教科書商來說不是很吸引,因為人數少,也因此令很多私人市場未必這麼到位。不過中文市場本身是大的,但是學習要求明確的話,會比較容易,大家會聚合。現階段而言,香港中學文憑試對非華語學生太難。 雖然也有學生考取外地的中文科考試,例如普通中學教育(GCSE),大學也放寬收生要求,但始終外地的考試,水平未必對應本地的需求,GCSE能夠幫助入到大學,但是非華語學生可能連看一封信,中文地址也未必看得懂,考試水平定得太低。水平若是定得太高,學生考不到;若是定太低,考到也沒有用。雖然怎樣才是合理還是需要調節,但起碼要讓這些學生能在香港順利找到工作。 雖然此事過程很複雜,世界各地也沒有太多參考例子,所以還是要從根本做起。

3、教學建議

師訓:

現在的師訓是將中文當成第一語言地授課,師訓課程可加強將中文當作第二語言教學的部分。老師要加強對於文字的結構、句子的結構、基礎語文知識、語法以及語言學方面的掌握。老師通過掌握這些知識之後,將知識轉化應該學習到的東西,令學習中文更加容易。

對準老師或前線老師的教學建議:

仍然相信一個非華語學生放在主流學校裡面,學習好中文的機會是比較多的,但是受的挫折也會更多。就老師而言,就評估,就教案,就課程額外照顧學生,老師的教擔加重,並非容易之事。此外,對於教育局以及學校的政策都未必如老師所想。大環境未必能夠改變之下,仍然鼓勵老師們帶著「總可以做些改變」的信念。就你面對的非華語學生,評估學生的水平基礎,思考一下在此基礎之上,帶給學生進步的方案。例如改變功課政策、在課堂上給予符合他們水平的課堂任務。 一點一滴,總會帶來一些改變。

最後,感謝黃汝嘉教授願意接受訪問,為我們提供寶貴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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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問見聞:了解讀寫障礙——中大教育心理學系副教授蘇詠芝教授訪問

1、中文讀寫障礙的學童有什麼特徵?

不少人對中文讀寫障礙學童存有誤解,認為他們懶惰和不用功,究竟這些學童有什麼特徵呢?蘇教授指出他們腦部先天出現問題,特別神經傳遞物質(neurotransmitters)未能如常將視覺和聽覺的刺激訊息(visual and auditory inputs)從中樞神經系統(Central Nervous System)傳送到大腦,導致大腦無法正確分析,因此,他們無法如正常學童般朗讀或書寫文字。教授以交通大擠塞比喻為學童的中樞神經系統(Central Nervous System) 情況,平日沒堵車的時候,車走得很順暢,一般三十分鐘便可以由尖沙咀到中文大學;但堵車的時候,車輛就會走一會停一會,需要較長時間才能到達終點。這好比資訊傳送到腦袋的過程:當我們接收到視覺和聽覺訊息後,訊息不會立刻傳送到腦部,而是需要經過中樞神經,才能將資訊傳送到大腦作分析。如果在通往中樞神經過程中「塞車」,資訊傳送就會卡卡的。現實中,讀寫障礙學童看完一段字後,如果過了很久腦袋還未處理好,他們就會覺得學習沒有意義,甚至對文字沒有感覺,所以不能準確辨認文字,學習過程亦會很辛苦。

 

AD和HD可以分開,那麼讀寫障礙也有分類嗎?蘇教授指出讀寫障礙可以根據語言去分辨,有些學生有中文讀寫問題,相反在英文學習上沒有出現太大困難。這視乎大腦的哪一部分受損,如果是負責處理視覺空間刺激訊息的部分,(visual-spatial inputs),就會影響學生的中文讀寫能力。同樣,英文有很多語音,如果大腦中負責語音的部分發展較緩慢,就會出現英文讀寫障礙。既然每種語言都有機會讓學童產生讀寫障礙,那讀寫障礙又可否再細分為「讀障礙」和「寫障礙」呢?蘇教授認為讀和寫密不可分,當學生對一些字沒有意識,又怎能讀出來呢?即使他可以寫出來,那也只是叫死記硬背,例如學生知道「地」是由「土」和「也」組成。教授為進一步解說硬記文字的概念,分享了自己以往學習英文經歷。她憶述以前學習英文是死背詞語,例如不斷串單詞數十次,直到後來才發現將不同詞語組合有助記憶,但小學時沒有人教過她這個方法。而現在學生上拼音課時,有很多拆解字形的經驗,還會學習詞語構造,不再死背詞語。但對讀寫障礙學童來說,只能靠死記硬背來學習文字,跟教授以前缺乏學習支援時的做法一樣。

 

要辨認讀寫障礙學童並不困難,他們大多會寫鏡面字和反轉字。蘇教授再以「地」為例,小二小三時功課簿不再有輔助線,而是一格格,學童可能將「土」和「也」堆在格的其中一邊、將兩邊完全折開,但正常應該充分利用一整格。如果有輔助線,比例應該三比二,但無輔助線的話,學童就會不知道如何分配文字,字的比例和結構都出現問題。

 

2、老師可以怎樣支援有中文讀寫障礙的學生?

 

針對讀寫障礙學生在中文科遇到的困難,究竟中文老師應該怎樣幫助他們?準老師又該如何裝備自己,在將來的教學中能夠幫助學生克服障礙?蘇教授提議,要先關注學生對寫字的恐懼,關注學生的情緒壓力。讀寫固然是這些學生的困難,在書寫文字的過程中,這些文字對他們而言只是一些不明符號,難以認讀,更無法書寫。原因是這些符號於我們是有意義的,於他們而言,卻沒有任何意思。因此,在日積月累的挫敗裏,對於閱讀文字和寫字,他們感到焦慮,導致他們更抗拒文字,因此我們在介入同時,一定要關注他們的情緒。另外,一些學生抗拒拿筆寫字,我們可以利用粉筆、彩筆、手指在黑板或沙上書寫,這都是可行的方法,學生也較容易接受。

 

蘇教授認為,每個學生都是天生我材必有用。老師在幫助學生克服寫字恐懼的時候,不要過於著眼他的障礙,反而應先發掘學生的長處,譬如是運動方面的才能,又或是繪畫等等。很多時候,學生在其他範疇取得成就,便會放鬆心情,帶動其對克服其他困難的動力。蘇教授還舉出一個案例,有一位中學生發展自己的專長,在乒乓球方面取得不錯的成就,從而減低了他對書寫中文的恐懼,也增強了自己克服這些困難的決心和動力。

 

當然,要實際幫助他們,需要因應他們在學習上遇到的難題。讀寫困難的學生難以組合中文字形結構,因此難以理解和書寫文字。因此,介入措施要從字形結構上進行,而這些措施可從兩大方面入手:為學生調整教材和提供中文字形結構的課程。

 

教材方面,蘇教授認為學生所使用的教材的字體能夠放大,字距分開一些,或者增加語音閱讀輔助,已能幫助學生理解文字的意思。

 

另外在熟悉中文字形結構和字詞理解上,蘇教授建議利用多感官學習法,如視覺、聽覺、觸覺甚至是肌能活動。視覺方面,對於不同的字體結構,每個字的不同配件,可以利用不同顏色呈現,或者利用圖像輔助理解文字的意思;聽覺方面,可以利用錄音輔助閱讀字詞或篇章;觸覺方面,可考慮用沙畫,甚至搓泥膠,輔助他們對不同字詞的記憶;肢能活動方面,可利用肢體動作幫助學生分辨和記憶字體的不同結構,例如上下結構,左中右結構。此外,在書寫文字時,老師可提供輔助線(例如「田字格」、「九宮格」),這都能幫助學生掌握字形結構。

訪問見聞:北京之行——西山人大附中所見有感

在2017年12月21日至30日,吳生帶領我們一眾同學到北京參加交流課程。這一次,我們主要參觀了三所中學,期望了解更多當地學校的運作模式、教師的教學方式等。當中最令人驚喜的中學莫過於西山人大附中,以下將會一一與大家分享。

2017年12月27日下午,我們離開陳經綸中學後,出發前往西山人大附中。這是一所完全中學,意思是初高中部結合在一起,該校畢業生大多以前往國外的大學升學為目標,例如牛津大學、耶魯大學、史丹佛大學等。在參觀的過程中,可以見到學校的走廊牆壁上掛滿了不同國際知名大學的介紹,甚至有標誌着不同著名大學的世界地圖。正因目標不同,故此學生們也不會參加內地高考,而是國外升學考試。學校其中一個教學目標,是希望學生們對中國文化有進一步了解,待他們將來到國外升學後,也能對中國人身分有自我認同感以及一定認識。因此學校提供的課外活動多種多樣,包括京劇、武術、風箏、古琴、書法、茶文化、馬頭琴、沙畫、圍棋等等不一而足,各有一間獨具風格的教室和校外聘請的老師,令人艷羨。

至於西山人大附中的科技運用層面也令人驚喜,香港政策多年來嘗試推動STEM教學,可是學校大多對政府提供的資助手足無措,不少學校都選擇添置更多高科技產品,卻不能更好地與課堂作進一步結合。故此當我們得知這一所學校屬於和蘋果公司合作的高科技學校後,都十分期待他們的相關介紹。透過介紹,我們得知該校和UMU平台合作,推出了屬於該校自身的平台,讓學生能夠在課上即時進行隨堂小測、互動遊戲,課上學生的即時反應讓老師能夠跟隨學生的難點,立刻改變教學上的知識點。與此同時,平台也為學生提供了全新的寫作平台,同學可以在網絡上傳自己的篇章,其他同學均可以在平台上同步作出點評及欣賞。也能讓他們模仿較優秀的作品,了解如何寫出更好的作品。老師甚至可以設計問卷,了解學生對哪一個課題感到疑惑。如此一來,老師便可以投入精力講解學生不懂的地方。而北京西城區中學聯合開發的閱讀軟件,也能有效提升學生閱讀興趣。透過軟件,老師能夠提供(學生)小說,讓學生跟隨老師的推薦,在智能電話上進行日常閱讀,而一次性發放電子書,同時確保學生所閱讀的版本是符合教學要求的,一舉數得。另一方面,老師也能檢測學生版系統,藉此得知學生們每天所閱讀的字數、速度,甚至可以要求學生在每一章閱讀結束後加入反思和感想,才能進入下一章的閱讀。老師也可以邀請家長下載家長版軟件協助老師監督學生學習和閱讀。

以上這些都是對中文教學來說,是十分實用的軟件。這次旅程後,對於電子教學的發展及應用有了更深的認識,也希望可以結合傳統教學的優勢,在課堂上可以運用相關技巧。

訪問見聞——堅守教與學原則 融合傳統與創新

電子教學乃大勢所趨,不少學校開始推行電子教學,盼藉此改善教與學。然而,香港的電子教學仍處於起步階段,電子教學又是如何有助於教與學呢?是次博喻編輯部有幸請來拔萃女書院中文科老師陳顯俊先生,跟我們分享中文科電子教學的經驗。

在述電子教學實際操作之先,我們必先思考教學原則,因電子教學只是手段之一,而非內涵。就此而言,陳老師認為電子教學與傳統教學無異,學習目標、學與教原則均是首要考慮,並須思考怎樣的教學形式、教學工具最能與其配合,才能做好教與學。電子教學雖有好處,但不能「為用而用」,否則就是本末倒置。教師便會受其牽制,無法將不同教學方法、工具的好處發揮得淋漓盡致。

釐清原則後,再談如何在教學中實踐原則。教學的步驟眾多,首要便是梳理教學內容,先作編排。陳老師把教學內容按照祝新華的閱讀層次劃分,再作不同的安排。例如,陳老師會運用翻轉教室的概念,將學習過程推前半天,先把教學層次低的字詞解釋、文言文語譯搬到課前錄影短片,其餘部分留待上課時與同學討論。陳老師會在上課一個月前把影片放在網上平台,讓學生有足夠時間觀看影片,並在網上平台檢查學生完成預習與否。在上課講述課文之前,更會安排即時測驗,檢查學生對於課文的理解,即時調整教學內容,針對學生的疑難加以講解。同時,因學生學習時間提前,教師在課上有更多時間照顧不同程度的學生。

從上述例子可見,陳老師充分利用電子工具的特點,配合不同的學習重點和學生需要。他把閱讀教學層次較低、不需互動的內容置於教學影片內,學生可按需調整影片播放速度及重溫,有助掌握基礎內容。同時,他利用電子軟件即時回饋的特點檢查學生所學,按照他們的表現調整課堂內容,講解更貼近學生所需。另外,閱讀教學層次較高、需要互動、引發思考的內容則繼續放在傳統課堂現場中,取其即時互動、解答學生疑難的優勢。 除閱讀外,電子教學也應用於不同的教學範疇。以寫作為例,陳老師曾要求學生於課上使用線上文件編輯器Google Document合力完成作文,一方面學生能同時編輯、互相借鑑,另一方面教師亦能即時評改。批改作文一向甚費心力,陳老師指出可用錄音給予評語,既減輕教師負擔,也能讓學生更易理解。訓練學生說話能力時,則不妨錄影,以助學生檢視、反思其表現。在聆聽方面,錄音也可以放置在雲端上,讓學生回家完成,更添課堂的彈性。

至於準教師如何裝備自己,陳老師建議大家善用電子科技練習,如錄製教學短片,訓練自己的教學技巧、檢討並改正。市面上有各式各樣的電子設備及軟件,如Padlet、Class DOJO、Minecraft等,同學宜先了解它們的特點,並思考它們如何輔助教學。

最後,陳老師提醒各位不必追趕潮流,與其急於運用電子教學,不如先練好基本功,鞏固中文本科知識、教學理論及技巧,自可以遷移應用,找出讓教學更有效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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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之我見——對於學生語言運用的問題

一直以來,語言不斷進步變遷。現今社會出現了很多不同的潮語,或俗語。例如說「屈機」,「阿燦」。「屈機」的意思由一個人玩電腦遊戲很厲害,延伸至在不定指範圍內能力很強;「阿燦」原是電視劇裏一個新移民的角色名,之後泛指內地新移民。通過認識語言,我們能認識社會的潮流和實況,從而意識到社會變化,語言重要之處在於它能反映當代文化。是次《博喻》有幸請來在聖公會聖馬利亞堂中學的李老師,和我們分享對潮流文化影響學生用字行文的現象和教師應對此情況的做法。

李老師面對現時新文化潮流的湧現,目睹不少學生於作文中自創新字,或將不合流的詞語用於正規作文中,甚至錯讀語句。李老師認為語言與自身的文化有直接而重要的關係。語言是一種文化的傳承。如果學生寫不正規的字,讀錯音或是寫錯字,而老師不去糾正的話,社會就產生了兩個問題。

第一,不尊重自己的文化。中國漢字是種表意表音的文字,百分之七十以上的漢字都是形聲字,字形裏的聲符表音,正確發音能提示字形。如果我們水過鴨背,不理會學生所寫的錯別字,或錯音,我們便不能讓他們真正認識中國的文化淵源。規範的讀音承載著我們的文化,也是一種規矩,大家是應該要去遵守的。我們需要嚴正對待讀錯音這個問題。

第二,不能體現中國文化本質。有時候讀音的轉換能展現出我們的誠意。例如「你」字,廣東話的口語裏並沒有分「你」和「您」,但普通話裏是有分別的,「您」是一種尊稱,顯示出身份尊卑的差別。因此,語言包含我們的敬意,正如我們會以敬詞稱呼長輩;在長輩面前提到自己則使用謙詞。

另外,簡體字的起源在於以前中國大陸較多文盲,政府以簡化漢字的方法讓人民易於認字,降低文盲率。然而,簡化會使字的本義變質。以「历」為例,簡體字中「歷史」的「歷」與「日曆」的「曆」均簡化成「历」,其實「曆」中的「日」是意符,表示這個字和時間有關,若改為「历」就難以得知了。如果我們任意改變文字的寫法,就難以理解文字的本意。無論如何,我們都要認真地對待語言和當中的語音。

*内地:历史

現代人的語言能力每況愈下,她認為有很多原因。

第一,現代人運用語言只是純粹爲了表達、溝通,他們對字詞的理解未必很深入,也未必需要入木三分,他們認爲能夠表達出自己的意思便沒問題了。而在一些社交媒體上,例如Facebook,Instagram,用戶甚至可以用口語去書寫文字以作表達。

第二,這關乎到外來語的加入。香港現存由外來語翻譯成漢語而出現的字詞有一定數量,例如巴士,就是以外來語翻譯而成,現在我們說巴士時則會覺得沒問題。在口語上,我們亦多選擇說街市,而不是菜市場。當該新詞的應用層面擴闊了,人們便會跟隨潮流,如羊群效應一般,特別是廣東話與社會變化的聯繫是相當緊密的。比如説有些詞語可以用作中性詞,亦能用作褒義詞。中性或褒義的界定在於當時的語境,但在句子裏是絕不會有矛盾的。例如,身爲一位老師是身份上的意思,作爲一位老師即則重於他或她所做的,關於老師身份的事情,用法上稍稍會有出入。

總的來說,她認爲香港的年輕一代對措辭遣句相對以前沒那麼嚴謹,與其身處的大環境之中不無關係。

受訪者:聖公會聖馬利亞堂莫慶堯中學 中文老師 李淑敏老師

我手真的能夠寫我「口」?

對於口語轉譯書面語困難眾說紛紛,筆者這天親訪一班參與了作文精英興趣班、寫作水平較高的小五學生,深入了解他們的看法。

 

(一)為什麼你們有時候寫作會用到口語?

他們舉出的原因各異,有些同學指出口語表達相對有趣得多,尤其是他們自創故事的時候會特別吸引讀者注意。另外,他們平時都是用口語溝通,構思作文時大多時直接由由日常生活取材,所以會沒有意識地轉移日常話語寫入文章中,於是便出現口語轉換書面語問題。

 

(二)承上題,你們認為口語轉換書面語困難嗎?

他們異口同聲地回答「沒有太大的問題」,只有自己加倍注意便行。可能基於受訪學生寫作基礎比較穩固,因此他們寫文章時並無過多口語。

 

(三)上課時老師有沒有額外給你們指正書面語與口語轉換的問題?

他們指出語文老師並沒有額外在課堂上講解書面語轉換問題,只會在個別同學文章中圈出問題,予以指正,以及要求改正文句一次。

 

(四)你們認為有什麼方法可以幫助口語與書面語轉換?

他們指出寫作呈分文章時會「打醒十二分」精神,用心留意措辭遣句,待完成作文時再多檢閱數篇,自然能夠避免口語化問題;此外,亦需多閱讀課外書,擴大自己書面語詞庫,避免錯誤轉換。

口語轉譯書面語訪談

現時社會普遍把香港學生的寫作能力差歸咎於粵語教學,學生無法「我手寫我口」,令其文句不通。就口語轉譯書面語的問題,筆者訪問了資深中學教師和公開試改卷員蔡老師。

當處理口語轉譯書面語的問題時,首先要區分何謂口語和書面語。蔡老師表示:「基本而言,能用普通話通順地讀出來的句子,我們都會當作書面語。香港的學生很少出現太大的毛病,他們能分出口語和書面語的語法,但偶爾也會出現口語化的現象。」

於詞彙上,蔡老師於改卷時若遇到爭議較大的詞語,會翻檢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編纂的《現代漢語詞典》,以它作準。《現代漢語詞典》是中國第一部具規範性的中文詞典。事實上,台灣亦有編定官修詞典《教育部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2IgjlR&o=e0&sec=sec1&index=1),以規範漢語詞彙。香港教育部則編有《香港小學學習字詞表》(http://www.edbchinese.hk/lexlist_ch/)。

筆者嘗試以近日引起社會各界討論的「魚蛋」和「魚丸子」進行檢索,《香港小學學習字詞表》和《現代漢語詞典(第六版)》沒有相關收錄,《教育部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則載有「魚丸」。換言之,按規範的標準,無論事件中學生所寫的「魚蛋」,還是教師所批改的「魚丸子」均不正確。當教師也不清楚所謂的標準時,學生如何跟從呢?我們是否有必要嚴厲的跟從標準,而沒有調整的空間呢?

蔡老師認為譯名問題可從寬處理,「但若該詞有歧意,則不能不視為錯誤。以『課室』為例,粵語口語稱為『班房』,而『班房』在書面語中有監獄的意思。」

蔡老師提醒學生,如果考試時不肯定該詞是否屬於書面語,可以嘗試以其他詞語代替,或以另一種方式表達。當然,最好於考試完結後回家翻檢字書。

不過,是否所有的口語詞彙都不能寫入文章呢?蔡老師說:「有時候,學生希望表現香港的地方特色,可以在詞語的前後加上引號,那改官便會知道學生是故意為之,並非搞不清口語和書面語。但是,通篇皆引號也是不行的,同學要自己衡量。」

最後,蔡老師指出:「其實只要多閱讀,便不會有口語轉譯書面語的問題。」

重設新高中範文的得與失──一位高中中文老師的現身說法

中學文憑試中文科試卷一直被指為「死亡之卷」,不合格率超逾半成。中文科一旦失手,斷然令莘莘學子大學夢破碎。有見及此,由今年起,教育局在高中中文科選篩12篇必讀文言範文,於2018年開始考核,以照顧不同能力水平的學生。一旦新教育政策推行,負責授課的教師的壓力往往首當其衡。我們有幸訪問一位在傳統女校任教高中中國語文科,且資歷超過十年的任老師表達對重設範文的看法。

「老師,你是否贊成新高中重推範文?」

聆聽訪問錄音:重設範文好處

「重推範文的原意其實是正面的,所有考生學習同一篇文章是能夠分享共同利益。」。她指出範文具有很高文學價值,能讓學生研習經典文章的出發點是好的。但是,她坦言不完全贊成文言範文重推,憂慮到新政策推行後,操作方面並不完善。

她主要有兩項的顧慮。第一,卷一文言文與白話文答題比例不恰當,卷一文言範文佔三成分數,而另外七成分數亦包分佈在另一篇文言文和白話文,換言之,文言文答題比例更大,學生有較少機會將分析技巧應用於白話文身上,不同於以往推出古今範文的模式。第二,文言範文設題強調背誦,樣本試卷題目艱深。一些文言範文的篇幅較長,如《廉頗藺相如列傳》,普遍學生難於死記硬背文本內容,機械式的學習反而弄巧反拙,扼殺他們閱讀文言文的興趣。

另外,她推測重推範文的背景在於為考生提供分數保障。中國語文卷一合格率每年每況越下,不少同學僅僅在中文卷失手,而斷斷錯失大學入場券。文言文範文佔卷一答題分數三成,只要考生肯下苦功,至少一部分數能穩操在握。其二,當局期望學生多認識經典文章,深化中華文化修養。

當談及到教學的憂慮時,任老師隨即輕嘆,指出中文科恆之已久有一套獨立的課程,額外推行十二文言範文會加重教師和學生的壓力。教學時間本來有限,升上中四的學生本來需要學習新知識,如應考綜合能力卷的技巧,閱讀方面校方本來已經編製了精讀和導讀篇章,藉此提高學生的白話文和文言文閱讀能力,在已有課程中增加十二篇範文便為教師帶來壓力,難以在有限教學時間中教授所有項目。既然課時有限,教師定必需要取捨,結果不少學校集中教授範文內容,忽略其他原有的導修篇章,減少了高中生學習範文以外文言篇章的機會,對學生的文言知識和閱讀能力而言並非理想情況。

綜合以上所說,重推範文有助提高卷一合格率,以及讓學生多接觸經典篇章的作用;而新教學制度的成立,卻無可奈何地加重教師學生教與學的憂慮,而下一屆文憑試即將開考,唯有在此祝願每一位考生能夠衝破重重險阻,入讀心儀的高第學所。

特別感謝任老師抽空,以現職高中老師的角度帶領我們討論重設範文這項議題。

「普教中」是好是壞?——一位小學中文老師對「普教中」的看法

以普通話教授中國語文科(「普教中」)一直是香港教育界的關注點,備受熱議。在2000年,香港課程發展議會提出使用普通話教授中國語文科是該議會的長遠目標;在2003 年,香港語文教育及研究常務委員會(語常會)在《提升香港語文水平行動方案:語文教育檢討總結報告》指出:「贊成課程發展議會使用普通話教授中國語文科的長遠目標」;在2008 年,語常會開始資助參與「普教中」發展計畫的中、小學,在中小學推行為期四年的「以普通話教授中國語文計 劃」,申請支援的學校只須計劃在未來三年內增加不少於五班普教中的班數,並達到三個級別, 且在完成計劃後持續推行普教中……以上種種可見,政府對於「普教中」應該是傾向肯定、支持的態度。然而,究竟「站在前線」的學校老師對於「普教中」有何看法呢?我們有幸能訪問到一位分別曾在「普教中」及「非普教中」小學任教中國語文科的李老師為我們解惑。

教過兩所截然不同的小學,李老師是否支持「普教中」呢?「答案是否定!」李老師堅決地說。她認為「普教中的好處不能全盤否定,不過即使長時間普教中,其成效都難以保證」。實施「普教中」的原意是提高學生的中文寫作能力,人們認為普通話的口語與書面語相對接近,能讓學生「我手寫我心」,減少學生甚至書寫廣東話口語的機會。然而,她在實施上有著一定的難度,恐怕難以達到預期效果。

實施「普教中」最大的困難「在於語境的營造」,李老師接著解釋:「老師以普通話教學是否代表學生能以最正統的中文學習?當然,這又牽涉多個層面,包括師資,學生能力及正統中文觀念等。」

首先,教育局從未為此擬定詳細的課程指引,學校大多只能自行摸索教學原則、方向、方法。許多老師更本無所適從,唯有按照以往教學經驗及相關參考書籍來任教。這不但加重了老師的負擔,也影響了教學效率。再者,普通話並非學生的母語,以一種不太熟悉的語言(普通話)作為教學語言,很容易使得學生無從入手,認為課業難度大增,減低其學習興趣。最後,中國語文科包括了情意品德、中華文化、思維等學習範疇,如果學生因為「普教中」而有語言障礙,怯於開口或表達不出自己的想法,可能會影響深層次的討論交流,影響其學習效果。

李老師又以自身經驗為例,坦言:「其實就我所見,普教中的學生中文能力未必突出,反而出現粵普對照的語病,特別是在口語表達方面……唔……你知道的,實施普教中比平常的粵教中更注重讀音,更著重以讀帶寫。這樣坦白說,其實同學學得艱辛,老師也教得辛苦……」因為「普教中」的真正特點與規限,「老師在課堂上要兼顧的層面就更多了,不單增加了工作量,甚至需要花更多時間去講解,往往令到學生得不償失。」

綜合老師的說法,「普教中」的原意是好的,可是由於學生母語非普通話、教育局指示不清晰等問題,在實施上出現困難,以致效果存疑,得不償失。有見及此,教育局應擬定更為詳盡的教學指引,而學校應該衡量同學能力後,方施行「普教中」。當然,上述乃一家之言,能讓我們窺豹一斑,但欲知全貌,還要查看更多數據。無論如何,十分感謝李老師以「前線老師」的身份,為我們揭開「普教中」的神秘面紗!

訪問兩代人

第二屆中學文憑試快將放榜,不少中六同學將會展開大學生活。上一年(2012年),第一屆中學文憑試(HKDSE)與最後一屆高級程度會考 (A-level) 成為全城熱話。現今,「最初」與「最終」的同代學生,升上大學已滿一年。在同校中,究竟他們如何看待對方呢?

杜同學和何同學

杜同學和新學制同學一起修讀語言學必修課程,期間有不少合作、相處機會。何同學修讀復康治療高級文憑,班上只有數位舊學制的同學,幾乎全部課堂都是兩屆學生一起上課。因此,她對新學制同學的認識也不少。

由於新舊學制的學生一起上課,學校為照顧新學制同學的需要,便改動了舊學制一年級的課程,以方便授課。杜同學表示,原來的語言學課程並不要求同學完成畢業論文(FYP),但隨著新學制的同學需要完成論文才可畢業,今屆舊學制的新生也要完成畢業論文。何同學的處境亦相似,本來的課程因新學制同學而有所改變,使她的經歷有所不同。復康治療文憑課程原要三年時間完成,校方為遷就新學制學生,把修讀年期改為兩年,不少課堂改為暑假上課。何同學認為這加重了他們的學習壓力,並覺得末代高考生需要遷就新學制學生的這個安排並不公平。何同學表示,以前舊學制同學不用修讀全人發展課程(編按:類似大學的通識課程),無需七成課堂出席率亦可考試,成績未如理想者,更可重考。相比之下,「待遇」跟新學制同學一樣的高考生不能補考,重讀便成為唯一的出路。兩位同學的課程因文憑試的同學而改動,變相跟舊學制課程有分別,對2012年入讀的舊制同學不公平。

問及兩屆學生的學習表現和人際溝通會否出現分別時,兩位同學不認為人際溝通方面兩者存在明顯差別。不過,何同學認為舊學制的同學較勤奮,成績普遍較理想。新學制的同學並非力有不逮,兩位同學均認為新學制的同學很聰明,但可惜較懶惰,不大溫習便應付考試,成績跟其他同學的存在一定差距。

由於兩屆學生的年紀相差只有一兩年,單從相貌辨別誰是舊學制學生,誰是新學制學生實在困難。縱使兩位同學身為舊學制學生,他們也不能分別出對方是哪個學制的。然而,杜同學指出只要跟對方聊天便可分別出來。雖然舊學制的同學也是一年級新生,但是他們多顧全大局,從整體利益出發;而新學制的同學在思想方面予人不成熟的感覺,想法較為天真及理想化,考慮亦欠周全。何同學則補充,她認為舊學制的學生一般較成熟及盡責,新學制的同學多人云亦云,欠缺個人主見。

兩位舊學制的同學對於舊屆同學的評價不錯,認為他們多為未來打算,而新學制同學則欠長遠目標。何、杜同學均認為,舊學制的同學對未來有著清晰的目標,並會加以討論。杜同學更指出,舊學制的同學還能夠清楚了解奮鬥的原因。他們就讀大學前會為自己訂下清晰的發展目標,例如上莊、到海外交流,發展路向較清晰發展路向較清晰。相反,新學制的同學升上大學後顯得茫然,予人只單單為升上大學而讀書的感覺,而且他們沒有為自己的將來打算,純粹跟隨別人的吩咐而升學,不清楚自己在做甚麼似的。杜同學甚至認為,部分新學制的同學並非讀書的材料,也不喜歡讀書,只爲逃避工作而繼續學業。

此 外,他們認為舊學制的同學較新學制的同學負責任。兩位同學均有不少機會跟新學制的同學合作完成報告或莊務,但是新學制的同學多虎頭蛇尾,需要其他同學善 後。杜同學舉例指新學制的同學也會積極參與莊務,但不會盡責完成所有職務,反而希望其他人代為善後,工作效率不高。即使那些同學負責任,商討問題時他們亦予人自我中心的印象。何同學則認為新學制的同學較重視個人興趣,不感興趣的話他們多敷衍了事。

兩位同學都認為,新學制的同學社會經歷不足,不懂得觀言察色,只會堅持己見,對於相反立場的意見則不會理會對方論點、論據可取之處。下決定時也不夠果斷,想法過於理想,舊學制的同學跟他們合作時難免有怨言。

新學制下學生只需應付一個公開試,有學生認為這是「一試定生死」,亦有高考學生認為,這可以減輕學習壓力。那麼經歷會考和高考洗禮的兩位同學又怎樣想呢?可以選擇的話,兩位同學會否以文憑試生的身份升讀大學?

「即使我們需要經歷兩次公開試,我仍會選擇成為高考生。」兩位同學毫不猶疑地說。

首先,在課程方面而言,高考課程較艱深,認受性較高和跟大學課程銜接得更理想。杜同學指出,新學制的同學英文普遍水平不及高考學生,高考的英語運用科(Use of English)較文憑試的英國語文科困難,使高考學生有大學中使用的英文程度更高的心理準備。何同學以其他院校的情況為例,解釋英文水平下降所帶來的隱性問題。她指出, 有部分文憑課程的授課語言原為英文,而院校為了遷就英文程度較低的新學制學生,就把授課語言改為中文,確保那些同學不因英文程度稍遜而影響成績。然而,這 決定會否造成不公平的情況?以往修讀同一文憑課程的同學以英文修讀,銜接大學學士學位課程時就感到較輕鬆,不會帶來太多適應上的問題。但跟新學制學生一起 上課的舊學制同學,便擔心競爭力不及學長們。

除了普遍英文水平的分別外,兩屆課程的認受性有著很大差別。杜同學指出,當她說出自己是經高考升上大學時,有些新學制的同學會流露出尊敬的眼神,「他們多認為高考生的能力較高,學識也較自己淵博」。在一般人眼中,新學制學生的學業成就似乎不及舊學制學生高,他們的思想亦不及舊學制學生成熟、全面。基於這些原因雖然高考課程較艱深,他們仍會選擇成為高考生。

其次,經歷兩次公開試的洗禮可使人成長。經過會考一役,身邊或會有好未能原校升讀。同學可以漸漸體會「天下無不散之筵席」,亦可預演高考後大家有不同生活的情況。何同學認為兩次的公開試經歷,使她有心理準備面對好友的分離。杜同學則指,當年不少同學完成會考後才懂得為將來打算,他們會因完成會考而認為預科兩年應作好規劃,實現自己的夢想。相比之下,只有一次公開試經歷的新學制同學沒有時間為未來規劃,便成為大學生了。預科兩年,作為會考至大學階段的過渡,既使人緊張,又提醒需要準備,亦是調整心態、計劃未來的好機會,故兩位同學都樂於再次成為高考生。

雖然舊制同學有著種種的好處,何同學認為末代高考生卻遭到忽視。不論是預科時還是就讀大學一年級時,學校以及社會的注意力都集中於新學制的同學。她明白新學制剛剛推行,的確值得關注,但不代表舊學制的同學不需要同類的支援。她認為課程編制亦不用完全遷就新學制的同學,學校應多考慮舊學制同學的想法。

訪問中兩位同學都認為跟新學制同學日常相處沒有問題,但合作處事便會感到新舊學制的同學存在明顯分別。筆者認為,新學制的同學不用「隨波逐流」,別人認為要上莊便上莊,只需多了解活動背後的意義和大學生的社會責任,為將來作打算,好好裝備自己。那麼,不論是新舊學制的學生也可發揮個人所長。

陳同學和吳同學

陳同學與吳同學均曾接觸新舊制同學:前者就讀文學院,曾與該系舊制學生同讀一科,也曾與重考的舊制學生一起上課;後者就讀商學院,在大學上通識課(GE)時,常接觸舊制學生,甚至與其為友。

同在大學修讀同一系,陳同學對新舊制在課程上的分別感觸良多。她表示舊制同學明顯「讀得更深入」,哪怕課時一樣,要學的內容卻是天淵之別。以歷史課程為 例,同樣要背同一個條約,新制學生在公開試或許只需背條約名稱即可,但舊制學生卻還要背熟條約內容。她更坦然指出:「我甚至覺得他們(舊制生)比我們(新 制生)要多讀一倍的東西!」

相比因大學課程深淺不同,而感慨不已的陳同學,吳同學更集中集中關心新舊制學生選修科目課程之別。

就讀商學院,並立志成為會計師的吳同學,對舊制的「會計學原理(Principles of Accounts)」與新制的「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BAFS)」不勝感喟!她表示舊制讀會計學原理的同學,可以學到會計學的專科知識。他們在中六中七就讀成本會計(Cost Accounting),學得遠比在新制,修讀BAFS的同學深入。因為新制的BAFS一科,混合了會計、管理等內容,顯得博而不精。她更補充:「這科(BAFS)常常被人批評、詬病課程內容『大雜燴』和課時太趕等問題,我擔心在將來在會計界DSE的畢業生遠遠不及AL競爭力強!」

兩位同學在課程上一致認為,不論是在中學所讀的,還是大學一年級課程,新制遠比舊制容易。然而,在學習表現上,她們也一致贊同,舊制同學的學習態度更積極!

對此,陳同學認為主因是「舊制學生比新制的多了一次公開考試經驗」。他們在考畢香港中學會考、知曉成績後,不但多了應考公開考試的經驗,更會知其不足、 發憤向上,進一步明確自己的目標與路向。相反,新制學生在應考中學文憑試前,並無參考經驗,「心理質素當然不及舊制同學,自信亦較弱」。而吳同學與陳同學 在這個主因上不謀而合。吳同學亦認為,新制學生因為年紀較小,加上少了一次應考經驗,難免「對公開考試不太熟悉,部份學生或因而恐懼、較以往勤勞、日讀夜 讀!有的則抱著相反的態度,有種『豁出去』心態,對文憑試反而不太認真,比較懶散。」她甚至不吝說出親身經歷:「以我班為例,有前者也有後者;勤奮的甚至 『以自修室為家』,早出晚歸……不過終歸是懶散的佔多數!那時我班同學……」說到這,她與陳同學對視一眼,大笑出聲,好一會兒才回過神來,續道:「那時, 我們忙歸忙,忙的卻是『打機』(玩遊戲機)、逛街和『煲劇』(追看連續劇)。我那時還『煲劇』『煲』到被媽媽大罵一頓呢!就算上大學後,也碰見不少『志同 道合、狼狽為奸的好戰友』呢!有的新制的大學同學也說,他們回校主要是玩的!當然,不可否認,也有不少認真的新制同學在努力呢!」

吳同學亦提出了另一觀點——她認為,除了少了一次應考經驗,新制同學的學習態度不及舊制的積極,也因舊制同學背負著「末代考生」這個身份帶來不少壓力。 她猜想最後一屆高級程度會考的考生,或會「因為重讀機會較少、競爭卻較大,所以更堅毅不拔、努力讀書,較『知驚』而成熟。」

成熟,分為身、心兩種。前者毋庸置疑,是舊制學生更為成熟,然而,若論心智和待人接物呢?兩位同學再一次異口同聲地表示:「當然是舊制學生更為成熟!」

兩位同學均表示,可能因為新制學生年紀較小,父母不太放心、較緊張,故會出現家長緊隨子女情況,例如陪同子女到大學註冊、參加簡介會等等。以上的事例在報紙上可謂屢見不鮮!吳同學更補充道:「社會上常以18歲作為青少年與大人的分水嶺。未到18歲,家長總是認為孩子需要保護、多加管教。新制同學多介乎17至18歲之間,難怪會出現如此情況!」

也許因為上述原因,兩位在評價新舊制同學時,一致認為舊制學生較為成熟、務實,對自己未來方向多有明確定位;新制同學則需在大學生活初期盡快成長,確立方向。之後,陳同學更笑著打趣道:「A-level同學們,可不要覺得DSE同學『冇料』(沒本事),或者少一重考驗就比你們差喔!其實不是的!」

儘管上述全是新舊制學生的差異,可當被問到「能否一眼分出新舊制學生」時,兩位都連聲稱否。她們表示新舊制學生年紀相若,大多只相差一兩年,故難以從外 貌打扮分辨,自然不能一眼分出兩者。不過,在問及「如果你可以選擇成為新或舊制的學生,你會作何選擇?」時,兩位新制的同學的答案截然不同!

陳同學選了新制。她坦然道:「我不想多考一個試!」。吳同學則選了舊制,其原因有二:一為舊制高級程度會考認受性較高,獲増:較多海外國家承認。與之相 比,中學文憑試始終是實行不久,認受性較低,。其中的必修科,通識教育科甚至不獲某些國家認可;二則是升學方面。吳同學有親戚住在英國,若是舊制學生,她 便可在考畢香港中學會考後,銜接到同是7年制課程的留學熱門國家——英國。這樣於她而言,升學選擇更多了!不過,陳同學加以補充:「美國、加拿大、日本和澳洲等地,所行制度與新制一樣,都是六年制。所以,留學機會與選擇其實不會差太多。」

假若可選,兩位同學所擇不一。然而,作為第一屆中學文憑試考生,是板上釘釘的事實,她們又會如何想自己的學妹、學弟——第二屆中學文憑試考生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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