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人事——談中學中文課程及評核制度改革

自踏入二十一世紀以來,香港中學語文課程不斷改革,其評核機制的變更也令人眼花瞭亂。去年六月底,學校課程檢討專責小組於檢討中小學課程諮詢文件中,再一次就中學課程提出了多項改革措施,其中就中文科文憑試提出減少考核卷數,刪去聆聽及綜合能力考核卷/或說話卷的建議。這一建議引起了社會極大的迴響,學生、教師、家長等不同持份者都議論紛紛,各持己見。本文將嘗試從課程理念的角度分析這些年來中學語文課程的變更,從而探討刪減考核卷數的利弊。

九七回歸後,香港教育統籌委員會因應社會的轉變和需要,為香港教育制定了二十一世紀的教育藍圖。中國語文教育因此進行了大刀闊斧的改革。與傳統的教育制度相反,新課程主張以學生為主體,旨在建立開放而多元的中文課程,強調培養獨立分析和解決問題的能力,讓學生能通過語文教育「學會學習」,終身學習(課程發展議會,2002)。正因如此,2007年,香港考試及評核局將當時的中學會考中文科的考核從閱讀和寫作兩卷增加到五卷(閱讀、寫作、聆聽、說話及綜合能力考核),並加上了校本評核,大大豐富了中文考試的考核內容和範疇(謝錫金,2011)。

不過,現實和理想總是有一定差距。這些年來,高中語文新課程和文憑試評估制度問題叢生,面對著種種的挑戰和質疑。課程內容過多、課時不足、校本評核工作量大、學生學習壓力沉重等問題環環相扣,新課程不但未能如理念所說那樣改善以往「填鴨式」的教育方法,反而讓學生對語文學習更感絕望,語文水平每況愈下(吳善揮,2013)。當局針對以上種種問題,過去幾年提出並進行了不少修訂。2014年說話卷的「朗讀」部分被取消,只保留小組討論;2016年卷三「聆聽能力」和卷五「綜合能力考核」合併成為卷三「聆聽及綜合能力考核」;2018年則是重推文言範文,佔閱讀全卷約百分之三十的分數(課程發展議會、香港考試及評核局,2015),讓學生多學習經典文章,備考時可更明確,提升卷一分數;2019年更是提出刪去聆聽及綜合能力考核卷/或說話卷,以減輕學生課業負擔,騰出更多時間學習其他知識。

然而,以上的改革很明顯與先前中文科課改的原則有一定抵觸。當局此前本認為以往的語文課程重讀寫、輕聽說,強調範文精讀,並未能配合「學會學習,終身學習」的主題。因此,當初新課程強調以校本課程為主,不再有指定的範文的規限,更強調閱讀、寫作、聆聽等九個學習範疇,以多方面評估學生的中文能力(課程發展議會、香港考試及評核局,2007)。重推範文時,當局也刻意降低了其佔分比例,小心設立學習和考核重點,以免學生死記硬背(李玉蓉,2019)。而說話卷的簡化和聆聽綜合卷的合併中,當局始終還是保留了該考核項目。「考試要考,學生就讀;考試不考,學生就不讀」這一現狀已成現實。最新的文憑試改革建議直接減少考核卷數,在現在考試主導的氛圍下,無疑與提倡多元學習的理念不符。

社會在不斷變遷,課程必定要作出相應的改變。無論最後是否刪去聆聽及綜合能力考核卷或說話卷,也許當局是時候藉著這個契機,重新思考和界定中文科課程的定位。是否應該參考內地及台灣做法,增加中文科文學和文化方面學習內容的比例?如果維持新課程的理念,到底現時存在的問題是否嚴重到要直接取消部分考卷呢?若是真的刪去聆聽及綜合能力考核卷或說話卷,又如何推行聆聽和說話教學?到底如何才能在教學前線實施?這些都是教育當局應該研究的問題。希望當局能多諮詢各持份者,在充分了解中文科實際的學與教後謹慎規劃,不要操之過急,方能推出真正有效的改革方案,造福廣大學子。

參考資料: 李玉蓉(2019)。〈香港高中中文科課程重設指定範文的理念〉。《教育學報》,第 27 卷第 2期,頁 81–101。 吳善揮(2013)。〈淺論中國語文科重設指定範文教學的利與弊〉。《臺灣教育評論月刊》,第 2 卷第 11 期,頁 81–86。 課程發展議會(2002)。《中國語文教育學習領域課程指引》。香港:香港課程發展議會。 課程發展議會、香港考試及評核局(2007)。《中國語文科課程及評估指引(中四至中六)》。 香港:香港課程發展議會。 課程發展議會、香港考試及評核局(2015)。《中國語文課程及評估指引(中四至 中六)》(2015 年 11 月更新)。擷取自 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tc/curriculumdevelopment/kla/chi-edu/Chi%20Lang%20CA%20Guide_2015.pdf 謝錫金(2011)香港中國語文評估新方向。載岑紹基、羅燕琴、林偉業、鍾嶺崇編著(2011),頁1-19。香港中國語文課程新路向:學習與評估。香港:香港大學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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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地人事:論電子教學於中文科之趨勢及利弊

隨著資訊科技發展一日千里,越來越多學校嘗試運用電子教學以提升各科教學成效。於香港中學的普遍發展而言,電子教學大多先從部份第二和第三組別開始推行,以更靈活和有趣的方式,引發學生學習動機。甫見成效後,政府教育部門為電子教學提供更多不同的支援,例如校園IPad支援計劃、促進各校交流電子教學經驗、以及引進國內外更多不同的電子教學方法等。基於以上種種的因素,各個組別的學校均開始為不同學習程度和能力的學生推行電子教學。

不少學校開始於中文科循序漸進地推行電子教學,推行成果良好。例如,學校會分階段在不同年級中實施電子教學,高年級課程中的電子教學元素較低年級為高。另外,在中文科聽說讀寫等不同範疇方面,閱讀和寫作的電子教學較聆聽和說話為高,而說話教學之電子教學元素亦較聆聽為高。

無庸置疑,電子教學於中文科的應用亦會受資訊科技發展影響。例如,近期的蘋果軟件發佈會中,蘋果公司研發了一系列促進課堂學與教的軟件,方便不同老師課堂實用IPad講解和安排各式課堂活動。又例如,不少國內資訊科技公司,推出各種多功能而價錢相宜的電子配套和平板電腦,相信亦能促進電子學習工具的普及,繼而進一步使中文科電子教學更為普及化。從以上各方面可見,日後中文科電子教學將愈來愈普及、多元化和成熟。

值得留意的是,所謂電子教學,電子是輔助,教學才是重點,電子教學的目標在於提高學習效益。於中文科而言,若能有效應用電子教學,在讀寫說方面均有好處。

先說閱讀,電子教學能配合反轉教室,把寫作背景、文言字詞等學生可以自行閱讀的資料放上網絡平台,讓學生上課前預備,上課時自能有更深入的討論,提高學習層次。教師亦能使用應用程式讓學生回應問題,即時收集數據,以了解學生的學習情況,以調節教學進度。

再說寫作,學生可利用電子工具獨立或協作寫作,教師能即時指導、修改及評價,其他同學也能提供意見,既引起學習動機,又能互相學習。

至於說話,則能以錄影方式記下學生表現,再播放讓學生清楚了解自己的問題。而說話教學所須時間甚多,教學往往要用課餘時間跟學生練習,透過電子工具,則能不受時間空間所限,學生自行錄影,教師隨時批改,增加學生學習機會。

配合不同電子工具,能使教學更為靈活及有效率,提高教學效果。

固然,電子教學亦非靈丹妙藥,必須配合教學目標和成效謹慎運用。以電子教科書為例,不少國內外的研究都有顯示,教科書不僅會影響學生的品德情意與學習態度,也會影響學習成效,比起傳統教科書,電子教科書明顯在筆記摘錄上較為遜色。中文閱讀教學重視篇章分析,而很多時候都需要學生在文章上直接寫上筆記、注釋。這個學習方式讓學生在文章理解、閱讀技巧的訓練上皆比較有幫助。傳統紙本不受螢幕限制,方便學生把不同文本並置,進行對讀,讓學生熟習如何去運用這些技巧。

 

除此以外,紙本練習在初中和小學也佔了很重的比例。因為小學的中文能力訓練裡面,其中一項是識字與字體練習,紙本功課在鞏固學生對字形記憶上是最有效的。如果改用電子教學工具,可使練習更多樣,有助學生學習字詞等,雖然可以讓學習更富趣味,但是根據許多研究所指,紙本與書寫是最能幫助學生記憶的,故而電子工具的運用在這些方面反而事倍功半,得不償失。

因此可見,電子教學本身也有其不足之處,傳統教學也是一樣。而老師該用什麼教學方式,應該取決於老師希望達到什麼教學效果,從而選擇最適合的教學法。所以新式和舊式的教學方式其實並無優劣之分,而是在於該教學方式能否讓老師達到其教學目標。

天地人事:遣詞用字要留心,學好中文勿失禮

從小到大,我們會在各種管道接觸到中文字或者是中文成語。我們在各種管道吸收中文知識,但是我們卻從來沒有想過去考究其正確與否。因此,我們很容易就會造成錯誤而不自知。就以成語為例,單單一個「強差人意」就弄出了許多錯誤。

第一,是寫法的錯誤,我們查字典根本無法尋找「強差人意」一成語,正確寫法應該是差強人意。第二,是讀音的錯誤。近來有些人甚至媒體會把「差強」讀成的 (tsi1 koeng5)。事實兩個字都讀錯。前香港中文大學中文系教授黃坤堯曾發表文章論及,「『差強人意』的『差』字用作副詞,表示程度,或有稍傲、勉強等義,或解為甚、頗等義。「強」字引申有合乎、符合等義,只能讀koeng5,即強盛之強,而不能讀作勉強之強。」而「差強人意」的「差」是一個副詞,古代沒有tsi1 的用例。故而應該,最好優先選擇讀 tsai1 ,其次為 tsa1,而不能讀 tsi1。最後,是意思理解的錯誤。根據字典釋義,差強人意並不是指不能讓人滿意,而是指還算能振奮心意,比喻大致令人滿意。正確解釋與我們理解可謂南轅北轍。可見,這個成語從寫法,讀法,乃至解法皆是錯誤,情況使人甚為擔憂。

其實上述例子並不罕見,例如許多人錯誤將感同身受寫為「身同感受」,「萬人空巷」應該是指街巷裡的人都出來了,形容歡迎、慶祝、遊樂等盛況,而非空無一人等。然而,許多時候,我們接觸資訊的方法太多,許多人根本無法單靠自己來發現以及糾正錯誤。故而身為未來中文老師,或是已經成為中文老師的我們,任重而道遠,一方面我們應該及時糾正學生們的錯誤,另一方面我們也需要為學生們提供一個穩定的管道,讓他們尋找正確的答案。

其次,不小心運用語言文字,在古時固然會讓人輕視,引起不便,但時至今日,若字詞運用不當,仍然會釀成「公關災難」,貽笑大方。

在香港政壇中,因錯用語言文字,而淪為笑柄的例子可謂俯拾皆是。官員和議員們皆常用「蒐集」一詞,然而,當中不少人卻往往把它讀成「『愧』集」,成為中小學教授正音正字的方面教材。某議員誤將「雞毛蒜皮」說成「雞毛鴨蒜」、將「明目張膽」說成「明張目膽」、將「子虛烏有」說成「子烏虛有」,甚至將「焚書坑儒」寫成「焚書坑孺」,這些錯誤不僅將其原本政見和主張掩蓋,更不斷讓人質疑其究竟是如何取得博士學位。

不僅香港如此,台灣同樣有不少類似情況。台灣總統府在去年的賀歲春聯中,因手民之誤,將台灣文學家賴和詩句中「自自由由」的祝願,寫成了「自自冉冉」,更甚的是,這樣不但讓人質疑官員的文字表達水平,更讓人質疑政府的處事態度,從而鬧出了一場不必要的「正字」風波。

由此可見,用詞不當不僅會讓自身名譽受損,更會讓其所屬團體同樣蒙羞和難堪。為免禍從口出,我們應時刻以前人為鑒,警惕自身。

當然,中文字歷史悠久,有很多字雖然從古至今依然存在,但是現今的意思已經與古代相差甚遠,又或者已經失去了意義。舉例來說,「郭」字與「邪」字皆從邑旁,有城邦之意,但是發展到今天,只有姓氏會使用「郭」字,其城牆外之意已經失去,而「邪」字僅有邪惡等的意味,有個別同學會在閱讀古詩文「上邪」等句子時,窺得其曾被用作語氣詞,但鮮有人知道「邪」字本用作地名琅邪郡。而有一些字,也會被添上新的意思和用法,比如「轟」字,我們現今都會為其配詞,就好像砲轟、轟走等。但其實它是一個擬聲詞,其本意為「群車聲也」。可見中文字的組合和變化無窮,但是坊間常會有一些錯誤引用,以文字誤導大眾,最常見的例子就是「止戈為武」。

近年有一本書出版,講述武術在香港的發展史,其名為:「止戈為武:中華武術在香江」。他的內文講述了止戈為武是一種武德,真正的「武」是要止息干戈,停止戰爭,為人類社會帶來和平。然而「武」之一字,真的是這個解釋嗎?「止戈為武」這個說法,起源於《左傳》,楚莊王稱:「夫文止戈為武」但「止」在甲骨文中,是腳趾的象形文字,而「戈」是武器。「武」這個字為合體字,意思是提著武器前往邊疆守衛國家,其本意與「止戈為武」之差,又豈止千里。

故此,當我們看到巧妙解釋中文字的說法時,需要先仔細考證,而不是選擇盲目相信,否則,隨時會得出南轅北轍的結論,貽笑大方。

近年學生多受「差不多先生」影響,對中文不求甚解。據〈香港中學文憑考試中國語文2016年試題專輯〉(下稱專輯)所述,部分考生語文運用有不少問題,包括用字及發音。2016年香港中學文憑考試中國語文卷三聆聽及綜合能力要求考生以中學圖書館學會主席的名義,撰寫書信向校長匯報本學年圖書館周的內容。專輯引述考生之作答,提到「誠邀你高抬貴手,撰寫短文,渲染同學多加閱讀」、「推動閱讀,人人有責,請校長幫幫忙,寫短文,我就感激流涕了」等句。顯然可見學生之字詞運用尚未成熟,誤用類近的字詞,結果貽笑大方。專輯又舉卷四說話能力考核中學生的表現,提到學生把「晨昏定省」的「省(sing2)」誤讀為「省(saang2)」音,亦見考生「差不多」之誤。

要學好中文,可從類近字詞的形音義處下手。先說形,「戌」、「戍」、「戊」便是典型例子。音方面,「間」亦是一例,「間」作名詞讀「gaan1」,作動詞讀「gaan3」。至於義,同指下屬,但「嘍囉」與「麾下」便相距甚遠了。了解類近字詞之細微分別,方能避免失禮於人前。

 

 

談現今口語轉譯書面語的情況

在香港,不少學生學習中國語文時,寫作往往出現口語化的情況。由於大部份學生的母語是粵語,故寫作時常分辨不清口語和書面語,文章常夾雜口語。以小學生為例,在日常生活中,他們都以粵語與人溝通,說話不假思索,脫口而出,然而在寫作時,老師則要求以書面語寫作,部份學生往往難以適應,造成能暢所欲言而不能暢所欲寫的情況,因此一些口語用詞如「一陣(之後)」、「宜家(現在)」、「我地(我們)」和「中意(喜歡)」常出現於作文中。

而且,口語化寫作的問題亦延伸至文憑試中,以二零一三年中文科寫作卷為例,部份考生因寫作時運用口語而遭扣分,尤其是在記敘文中的對話,學生以為能以口語表達,故把「怎麼搞的」寫成「有沒有搞錯」、「生氣」寫成「好嬲」等。另外,亦有中學生坦言有些口語字詞較偏門,甚至有些粵語字詞只能說,不能寫,故不懂如何以書面語表達出來,例如:他們常以「訓禮頸」來表示「落枕」之意,又把「撓癢癢」說成「拗痕」,可見寫作口語化的現象愈來愈普遍。

因此,現今寫作口語化的問題受教育界人士關注,更成為普教中的爭議點。不過,筆者認為口語和書面語各具特色。在日常生活中,口語靈活生動,不但更容易表達當下的心情,且包含了許多俚俗句子,甚有時代特色;然在正式寫作中,書面語的語法嚴密清晰,遣詞用字亦較文雅。作為學生,多讀多寫便是學好書面語的不二法門。當學生多閱讀一些文章時,他們不但能在潛移默化中學會口語與書面語詞彙的分別,而且容易建立語感,明白到書面語句子中的語法,奠定基礎。

另外,在教學方面,老師不妨多運用「對比法」。所謂「對比法」,就是在教學的過程中,偶爾滲透一些口語和書面語差異的知識,讓學生能多接觸兩者在詞彙或句法上的分別。當學生從老師的教學中積累更多有關書面語的知識,便能減少寫作時口語轉換書面語的困難。

總括而言,對於香港學生來說,口語和書面語的對譯仍存在困難。老師需多作書面語知識的灌輸,而學生必須要多讀多寫,才能在寫作中得心應手。

談普教中之成效和影響

談普教中之成效和影響

一. 「普教中」的背景

「普教中」源於香港課程發展議會在 1999年發表的《香港學校課程的整體檢視——改革建議》提出以「用普通話教中文」作為長遠目標。及後於2002年《中國語文教育學習領域課程指引(小一至中三)》當中曾提及「在整體的中國語文課程中加入普通話的學習元素,並以『用普通話教中文』為遠程目標。2003年語文教育及研究常務委員會亦表示「非常贊成課程發展議會使用普通話教授中國語文科的長遠展望」。直至二零零八年九月起,香港教育局開始向中小學推行普教中計劃,希望提高學生的中國語文水平。直至現在,普教中的計劃已經實施約七年,在全港約五百間小學中,七成的學校已經紛紛改用普通話來教授中文科。不過,社會上對於普教中的成效仍存有不同的意見,有部份家長和學校校長均指出普教中能顯著提升學生在對中國語文上的能力,但亦有不少學校指出普教中計劃在師資、學生的適應上仍有一些困難。

由於老師和同學需要由粵教中轉為普教中,而兩種的教學語言對於學生在學習中國語文上有很大的差異,以粵普詞語對照為例,若以粵語來教授,學生需要自己在腦海中轉化為書面語後才能寫出,而普通話則能「我手寫我口」,能直接表達出自己的意思,例如:粵語中的「得個講字」則是普通話中的「光說不做」、粵語中的「咕喱」則是普通話中的「苦力」等等。因此,教學語言的轉變對學生學習中國語文確實有甚大的影響,以下將探討近年推行普教中的成效,以及論述普教中對學生的影響。

二. 「普教中」的成效

普教中作為中文科的發展方向,推行的範圍愈來愈廣。在2007年全港只有約20%中小學推行普教中。數年過去,港語學普教中學校資料庫的資料顯示全港已經有超過71%小學設「普教中」班別,中學則約有25%中學於中一至中三設普教中班別。那麼已推行多年的普教中有沒有確切的成效呢?

以普通話作為教學語言,部份學校認為這提升學生的語文能力。以藍田循道衛理小學為例,該校推行普教中逾十年,在全港系統性評估(TSA) 中,學生在中文科(聆聽、說話及視訊)以普通話應試,小六學生在中文科表現(聆聽、說話及視訊以普通話應試)遠高於全港小六學生達基本水平的百分率,成績優異。語常會曾於2002至2005年於該所學校進行研究,結果顯示該校初小和高小學生在中文科能力整體表現良好。初小學生平均在聽、說、讀、寫四個範疇都表現良好。高小學生在中文科聆聽、寫作能力整體表現良好,說話及閱讀方面相當優異。可見,香港部份學校在推行普教中後,成效甚大。

另外,「普教中」可以提高學生的中文寫作能力,因為普通話與書面語更為貼近,書寫時較能達致「言文合一」,從而減少口語夾雜的情況。根據《關於「普教中」討論的反思》一文指出,「普教中」提高學生中文寫作能力,大多屬於詞彙和語法方面的改進。贊成「普教中」的校長教師指出「普教中」能使學生遣詞造句更加規範,作文不再出現「食飯」、「我走先」等寫法。所以,普教中在學生寫作上的成效亦可觀。

不過,部份學校和學者對於近年推行普教中的成效仍存有爭議。香港中文大學中文系前任主任鄧仕樑教授卻認爲「言文合一的說法在語言學裏是不能成立的」,引述語言學家朱德熙的說話:「不管在哪種語言裡,書面語和口語總是有一定距離的。就漢語來說,書面語和口語的區別一直相當大。」即使普通話與書面語較為貼近,在普通話地區,學生寫出不合規範語句的現象仍然存在。

除了詞彙和語法方面的改進之外,「普教中」對於其他許多更重要的寫作因素,例如:創意想像、命題立意、謀篇布局,卻不見得有甚麼幫助。香港大學教育學院副院長謝錫金在回應TSA測試中學生語文水平低時指出,近年不少學校推行「普教中」,但因為老師都花了不少時間用來教授漢語拼音,變相減少了時間去教學生認字,結果反而削弱學生寫字能力。可見部份學校認為推行普教中的成效不大,未能提升學生整體的中文能力。

三. 普教中對學生的影響

推行普教中的爭議不斷,正反雙方各執一詞,在逐步推行普教中後,近年對此的爭論更是如火如荼。鑒於學生是當中較受影響的一群,下文將討論普教中對學生的影響。而在討論其對學習中文的影響前,或許我們會問,怎樣才叫學習中文?又能如何量度其學習成效?與學習其他語言一般,學習中文,亦可從語音、語法、詞彙和修辭等方面學起。而聽、說、讀和寫等方面則能展示其學習成效,全港性系統評估利用這幾個維度來量度不同年級學生的學習進展,便是因此之故。然而,不用母語粵語,反以普通話學習中文,會直接影響學生學習語音、語法、詞彙和修辭上的表現,對他們學習中文的影響可謂首當其衝。但是,普教中對不同語文能力的學生或有不同影響,下文將詳加闡述。

在整體方面,當局常說的普教中能夠讓學生「我手寫我口」和「推行規範中文」兩個作用,只是自圓其說,不但沒有實際數據證明,在理論上亦是無所牽連的。大部分香港學生生於斯長於斯,以粵語為母語乃人之常情,普通話與英文一樣,只是屬於香港學生需要特別學習的外語,甚至與英語一樣是需要翻譯的語言。熟悉地運用一套語言和掌握其思考方式大概需要十幾二十年,現在大多數使用者皆不能夠用普通話的思維思考,只是停留在用母語思考,再轉譯為普通話表達的階段。換句話說,即使是很優秀的學生和老師,亦難將普通話運用得如母語般得心應手。既然如此,推行普通話賣點之一的「我手寫我口」,似乎便成子虛烏有了,因為在母語為粵語以及社會環境皆為粵語的情況下,學生所寫的亦只是其粵語思想,而普教中只是阻礙學生上課的進度和思維鍛鍊的機會而已。當然,若要全港推行講普廢粵的運動,讓普通話成為學生母語,為學生創造學習普通話,乃至普教中的語境,當然就另當別論了。

學習普通話的另一個論點是想讓學生學習到「規範中文」。然而,何謂規範中文?為何一定要是普通話思維下的中文?為何一定要是內地普通話思維下的中文?為何不是台灣的普通話?又為何不是新加坡的普通話?內地理論上是推行普教中最普及的地方,然而內地的中文能力便是最高嗎?內地的中文表達便是最暢順嗎?其實不然,從不少內地作品看來,內地的中文水平顯得參差不齊,更是充斥著大量歐化句和普通話口語的句子,讓人讀起來既沈悶,又不通順,非良好中文,亦不符合現代漢語規範,例如濫用被動句和眾數千篇一律地用「們」字的例子在內地作品和學生考卷中,可謂俯拾皆是,我們常說的「各位老師」和「各位來賓」遭改為「老師們」和「同志們」,只能令人啼笑皆非。這些內地普通話學習中文引申的問題在內地中文翻譯作品更甚,且觀《哈利波特》的翻譯,同一本作品,內地的翻譯便遠較臺灣的翻譯粗疏和缺乏文氣,不但句子冗長,不擅運用句讀,大量的歐化句和中國土語更比比皆是,顯示出儘管用普通話學習中文,其中文水平依然有所問題。相反,不少作家即使不是以普通話學習中文,同樣寫得一手好作品,例如西西、小思和倪匡等香港作家,作品依然奪人眼球,引人深思。可見,中文是看其文字和文學內涵的,絕非看是否以普通話教學。當然,若有人認為內地這些充斥歐化病句和內地口語習慣的中文便是規範中文,那筆者自然亦無可厚非了。可是,若學生因普教中而學習這些內地中文,香港學生中文能力自然下降,甚至會演變成高不成,低不就的學習悲劇。

其次,普教中亦會引起照顧學生學習差異的困難。普教中會引起一些語言學習能力較強的學生反思,他們會思索一些普通話和粵語詞彙運用與轉換的問題,例如港人在生活的耳濡目染下,寫「我一生人」,顯得順其自然,但普教中下,自應改為「我這一輩子」;港人掛在口邊之「不同」,要改寫為「不一樣」;「我去九龍」要改為「我到九龍去」。兩者相較,香港語言顯得更簡潔,但在普教中的情況下自然便應捨之不用,一些具批判思維的學生可能便會產生疑惑,不明為何要捨易取難,捨優取劣,是否內地的文化和語言就一定不問情由地為更好選擇?這種為了普教中而捨棄優秀中文的做法,亦只是體驗了京方的文化霸權而已,對香港學生只會產生更多困惱,影響其順暢地學習中文。

另外,一些語文能力較弱的學生,更加需要用熟悉的母語教學,普教中下,只會讓他們學習中文的困難累積。因為那些原本學習能力較高的學生,或許能夠靠平時閱讀和寫作練習提升中文能力,但能力較弱的學生則更加需要透過課堂上的互動和老師講解來學習中文。先撇除一些本身因普通話表達問題,讓學生上課不明所以的老師不談,即使老師能夠流利地用普教中,轉譯能力不強的學生仍然會由於普通話能力不高,上課聽不明老師講解,更妄談用普通話方式表達、溝通和學習中文了。

最後,須知道我們現在談的是學習中文方法上的問題,而非學習和運用普通話的問題,切不可本末倒置。而顯而易見的是,普教中對不同程度學生在學習中文皆有負面影響,令他們在聽說讀寫各方面皆增添障礙和困難,既不能提升其中文能力,更甚會令香港學生的中文不進反退,引起混亂,實需斟酌而行。

四. 總結

總括而言,普教中計劃推行數年,各學校有不同的教學成效,部份小學實行普教中後,在近期的全港系統性評估(TSA) 反映出優異的成績,效果甚佳。但是,部份學者仍然對此計劃的成效有保留,他們認為在語句和教學時間分配上仍存有些問題,以致該成效不大。而對香港學生而言,普教中無疑令他們在學習中國語文上帶來不少問題,不但為語文水平較高的學生帶來猜疑,而且會為語文水平較低的學生製造更多學習上的困惑,例如:對普通話不熟悉而難以聽課。所以,近年的普教中計劃仍有許多需改善之處,望日後中國語文科在教學語言上能更加完善,使香港學生的中文能力更上一層樓。

 

真正要驗的毒

 

        前陣子翻開報章,一連幾天都是有關校園驗毒的新聞。每當我讀到這些與學校有關係的報道、政府的一些政策,就會思考兩件事:應否這樣做和怎樣做。當中有先後之別,其理自明。可是,如果單單從這兩個角度去想、權衡利弊,我們會發現要做一個決定是很不容易的。空口陳述一大堆理據、紙上談論一系列措施,都沒有意義;關鍵應該是:為何而做。我們要思考的是:驗毒是為了甚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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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書展商業化之迷思:探討書展與推廣閱讀風氣的扣連

作者:珊

隨著入場人次年年攀升,每年一度之書展成為城中盛事。既為焦點所在,有關它的報道也自是鋪天蓋地而來;報章雜誌在書展前後總要花費篇幅為民眾推薦新書、介紹相關活動,把它裝飾成香港每年一度的文化聚會。但它的真身究竟是文化盛宴,或只是場七月狂歡嘉年華,倒教人爭持不休,難以論斷。

中文不是工具

        在其他學科的學習之中,中文僅僅扮演了「工具」的角色。有關教學語言的討論,一直將中文視為一件工具,這點本身無可厚非。可是話說回頭,微調一事既與中文有關,何則不去想想中文科的學與教,應當如何加以調適配合?

微調有感

        最近,擾攘多時的教學語言政策又有了新的衝擊。教育當局推出教學語言微調,嘗試平息社會爭論多時的教學語言問題。這個微調方案建議取消中中、英中的二分法。根據學校在過往兩年中一學生的派位數據,決定學校在中一有多少班可以完全享有彈性,採用專業校本自決教學語言安排。教育局不會硬性規定學校必須一刀切在這些班別採用全英語授課。學校可以考慮本身的情況、按這些班別內學生的學習進度和需要,以及老師的能力和其他支援配套,採用適合的模式,包括分班、分組、分科、分時段的模式,選用合適的教學語言。這個政策一推出,各界憂樂參半。有人認為這可淡化中中、英中的標籤效應,亦有人擔心會適得其反。有人考慮到政治上的問題,更多人憂慮行政上的困難。然而,在芸芸討論中,過去教學語言政策的成效卻鮮有人關注。

我思殺校

 作者:稻草人

香港越來越多小康之家。我祝賀新婚的表哥:「祝你三年抱兩、連生貴子。」換來的是表嫂凌厲的眼光:「最好就不用生,就算要生最多都只會生一個。」我想,這是普遍青年人的想法。這樣的思想改變,引發很多社會問題,其中一個就是因收生不足而引起的殺校問題,而情況已由小學蔓延至中學,本文就中學的情況而隨筆幾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