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水成淵:讀《文心》——如何做讀書筆記

文心 作者: 夏丏尊、葉聖陶 出版社:如果出版社 出版年份:2009

簡介及第二十五章:讀書筆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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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夏丏尊(1886-1946)是上個世紀著名的文學家、語文學家。他自幼學習經書,十六歲時考中秀才。隔年赴上海讀書,後改入紹興府學堂學習,讀了半年後因家貧不得不中斷學習,回故鄉教書,同時仍勤奮自修中英文。1905年十九歲時負笈東瀛,先在東京弘文學院學習日語,及後考入東京高等工業學校,因經濟問題不得不輟學回國。

雖然夏丏尊從未取得任何畢業文憑,甚至連中學都未曾畢業,但他勤奮自修,在學術、語文、翻譯等方面皆成就不凡。

葉聖陶(1894-1988)原名葉紹鈞,是著名作家、教育家、編輯家、文學出版家和政治活動家。

1907年,葉聖陶就讀蘇州草橋中學(即後來的蘇州公立第一中學堂)時,開始接觸外國小說及當時的文藝新潮,不僅深受影響,更與同學組織詩會《放社》。中學畢業後,於當地一家初等學校任教,並嘗試新式教學法。而後至上海商務印書館附設的學校任教,同年擔任商務印書館的小學教科書編輯。

葉聖陶終其一生都專注推動文學運動,曾參與北京大學的學生組織「新潮社」,並參與出版小說、新詩、小品、文學批評及劇本等各種文學作品。1921年起在上海、杭州、北京等地的中學和大學任教,並與茅盾、鄭振鐸等人組織「文學研究會」。1923年在為文學家開辦的書室「樸社」擔任編輯。

葉聖陶擔任編輯前,曾做了十多年的教師,教育名言是:「教是為了不教」,即教育學生就是為了激發學生自我教育能力,能自覺地豐富和完善自己,而不需再被誰教。他更認為應當教給學生學習的方法,不僅止於灌輸書本知識。這個觀念為當時強烈依賴記憶與灌注的傳統語文教學方法帶來相當大的衝擊。

1934年,夏丏尊與葉聖陶共同撰寫的讀寫故事《文心》出版,是由連載於《中學生雜誌》上的文章所集結而成。該書出版後深受中學師生歡迎,被認為在國文教學上具有劃時代的意義。

作者簡介取自:http://www.books.com.tw/products/0010438358

文筆:說「狂」

魯迅有一篇小說,家喻戶曉,叫《狂人日記》。這篇小說不需多談,全因人盡皆知,人人都讀。不過,裏面有一個意象卻不是人人都留意得到——「月亮」。月亮在英文裏有個說法,講一個人瘋狂了,就說他lunatic,這個詞的詞根luna,指的就是月亮。如果你還是覺得月亮和瘋狂拉不上關係,就去看看《哈利波特》第三集《阿茲卡班的逃犯》(Harry Potter and the Prisoner of Azkaban),路平教授是怎樣變成瘋狂的人狼。沒錯,他就是看到了滿月而lunatic。

不過,在傳統中國,月亮的意象絕對沒有西方人所臆想的那般恐怖;但是,也有可能與「狂」有關。但這個「狂」絕不能表示為「瘋癲、精神失常」;而應作「輕狂、狂妄、傲慢」解。李白有很多詩歌都表現出這種「狂」,比如說大家都熟悉的〈月下獨酌〉。

花間一壺酒,獨酌無相親;

舉杯邀明月,對影成三人。

月既不解飲,影徒隨我身;

暫伴月將影,行樂須及春。

我歌月徘徊,我舞影零亂;

醒時同交歡,醉後各分散。

永結無情遊,相期邈雲漢。

李白把酒高歌,與月、影共舞。這種行為以平常人的角度來看,就是瘋瘋癲癲,有些精神錯亂。但細心品味箇中字句,就知道在他的「狂」中有一種難以言說的「孤高」。太白可能認為,世俗之人都不夠資格與自己飲酒,於是只好「舉杯邀明月」。這種心態不就是狂妄嗎?

其實,這種「狂妄」是詩人對自己的人格期許。他蔑視權貴,決心以遺世獨立的姿態行走於江湖,如蒼空中高掛的一輪明月。這樣的人怎能沒有一點狂氣呢?正所謂:「為草當作蘭,為木當作松。蘭幽香風遠,松寒不改容。」(〈於五松山贈南陵常贊府〉)。

「狂」並非李白的專利。詩仙狂妄,似乎是意料之內,詩聖狂妄,倒讓人意外。殊不知,杜甫也有「狂」的一面,〈狂夫〉云:「欲填溝壑唯流放,自笑老夫老更狂」。又《新唐書》記載,杜甫在安史之亂後投靠劍南西川(今:成都)節度使嚴武。但是,杜甫對這位恩人似乎不甚尊敬。有一次杜甫因醉酒對嚴武不敬,指著他的鼻子說了一句「嚴挺之乃有此兒。」(沒想到嚴挺之居然有你這樣的兒子!)杜甫狂妄,犯嚴武的父諱。對講究儒家倫理的中國,對父諱很是重視,杜甫直稱別人父親的名字是極為其無禮的行為。在當時的人眼裏,杜甫是多麼狂妄。嚴武性格暴烈,身為一介武夫,對杜甫的狂妄已再三忍讓。最後,他還是忍不住爆發了。他提起寶劍欲將其誅之而後快。幸好,嚴武的手下知道後,立馬通知其母親,嚴母親自求情,杜甫才免做了刀下亡魂。否則,在中國的詩壇上就不免會少了許多詩聖的佳作了。

李杜能結為朋友,性格上總有相似之處。所以,他們的另外一位好友賀知章,也是同樣「輕狂」。賀知章晚年號「四明狂客」,嗜酒如命,在他的醉眼裏,落花都恍若帶了絲毫醉意:「落花真好些,一醉一回癲。」(見《詩式》)。杜甫的〈飲中八仙歌〉就列他於首位,云:「知章騎馬似乘船,眼花落井水底眠」。賀知章官自秘書監,又比杜甫大五十三歲。但是,杜甫卻可以以詩調侃他,說他醉酒落井,還在井底酣睡。論官職,賀知章是朝廷大臣;論年紀,賀知章是杜甫的爺爺輩,然而他們仍然可以成為忘年交。可見,賀知章已經「狂」到不顧身分,可以與孫子輩的杜甫把酒高歌到不分彼此了。

今人說起賀知章,只知道他是詩人,甚少人知道他同時也是著名的書法家,與「草聖」張旭是好友。張旭號「張癲」與賀知章的「狂客」配成一對。兩人經常流連酒肆,喝到酩酊大醉,見到人家的牆壁,興之所至,就在牆上揮筆題字。張旭癲狂,別人提字用筆,他用頭髮。以頭髮沾墨寫出的線條奇形怪狀、粗細對比誇張、但充滿情感,時人稱為「狂草」。或許是他常用頭髮代筆,以致頭頂脫髮。可張癲不僅沒有為此感到自卑,反而引此為傲。正如杜甫所說:「張旭三杯草聖傳,脫帽露頂王公前,揮毫落紙如雲煙。」這種狂態與李太白不相伯仲,所謂:「天子呼來不上船,自稱臣是酒中仙」,展現其對王侯公卿的蔑視。

說起蔑視,這種肆意的蔑視可以追溯到先秦。《史記》中記述了一個故事,說孔子被一個狂人「嘲弄」。有一次,孔子到楚國去,楚國的著名披髮狂人接輿,跑到孔子的座駕前高歌:「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接輿的歌讓孔子很尷尬,孔子正想反駁他之時,他已經消失得無影無蹤。而這位「楚狂」接輿正是李白的偶像。李白曾以接輿自況,云:「我本楚狂客,鳳歌笑孔丘。」連孔夫子都能嘲笑,足見狂妄。

其實,楚狂接輿代表著中國士人的另一張臉孔。然而,這張臉孔不是所有人都願意提起。因為,這張臉孔代表著對禮教體制的叛逆。但是,我們不可因此否定它的存在。魏晉之際,很多知識分子就表現出蔑視禮教的「狂態」。譬如:著名酒鬼,劉伶。劉伶除了嗜酒如命外,還喜歡赤身露體。一次有客來訪,見他一絲不掛,生氣地責備他。他卻從容地回答:「我以天地為棟宇,屋室為褌衣。諸君何為入我褌中?」(《世說新語》),這是何等的「狂傲」:無視禮教與他人的目光,做到「我的身體我做主」的自由灑脫。

除劉伶外,魏晉時期竹林七賢中的阮籍、嵇康等也多有狂氣。阮籍是至孝之人,在母親喪禮時不守一般俗禮,仍然喝酒吃肉,就連在司馬昭面前也神色自若。卻在母親下葬之際,突然舉聲一號,吐血數升(《晉書》)。不僅如此,阮籍對於來弔唁的人,如裴楷、嵇喜等,也不按照禮法來接待,甚至對嵇喜作白眼;而嵇喜的弟弟嵇康聽了兄長弔喪時遇到的不愉快經驗,於是帶了琴與酒前去弔喪,阮籍才青眼以對。除了不遵守喪禮的禮法之外,阮籍也漠視其他的禮法。例如他對待女性,也毫不避嫌,還說:「禮豈為我設邪!」(《晉書》)。

但是,魏晉名士的「狂」,很大程度上是「佯狂」,目的是為了避禍。西晉篡曹魏的手法十分卑鄙,而司馬氏對這班曹魏的遺老孤臣又異常忌憚,因而多有迫害。為了避免迫害,許多士人乾脆「佯狂」。這未免是一種悲涼與無奈。魏晉名士不但在政治上懷才不遇;甚至連自己的生命也不能掌握在手中。世道昏亂,前路迷濛,就只能以「癲狂」的狀態來安身立命。阮步兵的「哭窮途」可謂代表了魏晉名士的悲哀。《三國志·王粲傳》裴松之注引《魏氏春秋》,說:「時率意獨駕,不由徑路,車跡所窮,輒慟哭而反。」(阮籍常常獨自駕車,漫無目的出遊,直到前方無路可走時,就痛哭而折返)。阮籍這一哭,無疑是有一股酸楚在心中湧動。為了保護自己不惜「披髮佯狂」而不參政事:一面無奈,一面不甘。這就是在當時環境中士人的一種悲劇。

相比之下,唐代的騷人墨客就幸運得多了。他們的「輕狂」所流露出來的不是悲哀,而是一種自信。但只要仔細研究,他們之所以能夠輕狂而自信,是源於李唐皇朝的包容和接納。李唐皇朝以世界帝國自居。政治上,它有一個不存民族偏見的政治核心,漢人、日本人、鮮卑人、突厥人、栗特人都可以在朝廷上立足;文化上,它海納百川,即使推崇老莊,但對儒家、佛教也不存任何芥蒂。於是唐朝人信心十足,對甚麼都敢用微笑來接納,甚至是嘲諷與反對的聲音。正如《唐之韻》所描繪的那樣:「在李氏集團統治的二百九十年內,沒有人因文字觸犯忌諱而被判罪,更沒有被殺頭的,即使是諷刺了皇帝,揭了皇帝的短,也都是小事一樁。在封建制度下,這是唯一一個政治氣氛如此寬鬆大度的朝代。」(《唐之韻》是一部以紀錄片視角關注古典文學作品的系列影片)。可見,唐代寬鬆的政治氣氛是唐代詩人「狂妄」的溫床。他們挺起胸膛諷刺皇家。杜牧之的〈過華清宮〉、李義山的〈馬嵬〉、白樂天的〈長恨歌〉都是以幾近刻薄的口吻來諷刺玄宗和楊貴妃,甚至以揭露皇帝的風流韻事為能耐。這樣的作品放在明、清兩代,不用說,詩人早就身首異處。

更有趣的是唐宣宗,偏偏視嘲諷過他先祖的白居易為偶像。樂天去世之時,還寫詩來悼念他。

綴玉聯珠六十年,誰教冥路作詩仙。

浮雲不繫白居易,造化無為子樂天。

童子解吟長恨曲,胡兒能唱琵琶篇。

文章已滿行人耳,一度思卿一愴然。

細心觀察此詩,就會發現宣宗居然將揭露他先祖隱私的詩〈長恨歌〉寫了進去。他對此詩不但不以為忤;反而十分喜愛。此一舉動,可見當朝君主的可愛,也同時反映出李唐皇朝寬宏大度的氣魄。正是有如此風氣,「狂妄」的詩人才能大行其道,將他們最真實的一面自信地表現出來,還要化為具體的藝術。他們不懼怕任何的政治後果,蔑視一切社會黑暗和腐朽的權貴,還從中保持著獨立的人格。

可惜,像李唐這樣寬容大氣的朝代只有一個。接下來的中國卻越來越不能容忍「狂士」。宋代「年少輕狂」的大詩人蘇東坡才華洋溢,卻半生被文字所累:《山村五絕》、《八月十五日看潮》、《和陳述古冬日牡丹》等幾首詩,被指「包藏禍心,誹謗謾罵」,得罪當權者,被捕入獄將近五個月,被迫害到面如槁木,幾次頻臨於死亡的邊緣。若蘇軾就此一命嗚呼,宋神宗就是中國文化的千古罪人了。這件事史稱「烏臺詩案」。宋代常被現代學者讚譽為文人最幸福的時代,但對待「輕狂之士」尚且如此;明、清兩代就更不用說了,在毀滅「狂士」方面,盡心盡力,可以說是前無古人了。明代「狂狷」李卓吾,被明神宗以「敢倡亂道,惑世誣民」之罪逮捕下獄,著作被通令燒毀,最終落到被迫自刎的下場,成為明朝第一思想犯,之後以言入罪之事罄竹難書。清朝立國,大興「文字獄」。清廷不但不能容忍「狂士」,就連文人發牢騷的權利也剝奪了。康雍時期的,明史案、南山集案、查嗣庭試題案、呂留良案、徐駿案;乾隆時期的,「偽孫嘉淦疏稿」事件、胡中藻詩案、蔡顯案、字貫案、尹嘉銓案、沈德潛反詩案……史不絕書,血跡斑斑,染紅半部清史。近人柳詒徵稱:「前代文人受禍之烈,殆未有若清代者。故雍乾以來,志節之士,蕩然無存。……稍一不慎,禍且不測。」清朝皇帝的鐵腕鎮壓,讓所人都如履薄冰、如臨深淵。可見,有清一代,已經到達中國古代文字獄的巔峰了(注意是「古代」)。之後的事,不提也罷。

說到這裏,我們不禁要問,為甚麼統治者那麼憎恨「狂士」呢?因為,「狂」的本質是蔑視權貴,以及一切世俗禮教,「狂士」是中華帝國政治體系與儒家文明的叛逆者,是敢於毀滅一切泥古制度的先驅。他們具有獨立的人格,憑著自己的才華取一席之地,不當權貴的幫閒,不必仰權貴的鼻息。他們要自由、要個性;其矛盾之處就在這裏,權力就是要你壓抑,要你限制,它們要的是庸才,是聽話的平凡人,是對權力不會造成威脅的人;否則,統治者就不能「永鎮江山萬萬年」了。

 

琦斯

 

 

 

文史不分——讀《胡適雜憶》

《胡適雜憶》據說是唐德剛教授為《胡適口述自傳》寫的序文,但唐先生與胡先生的恩情,豈可靠一篇『短序』就能承托,果不出所料,唐先生下筆千里,知無不談,談無不盡,本是一篇小小的『短序』,一下筆就成了本長達二十萬字的專書,相信連唐先生自己也始料不及。

看唐先生的書總是令人有熱血沸騰之感,慨嘆唐先生的史才、文采、學識,滔滔不絕,難怪章詒和會說這是唐德剛的『先天稟賦,後天學養。』筆者是雖不能至,而心嚮往之。章詒和多提及是唐先生的《晚清七十年》,也提到了為胡適與李宗仁所整理的兩部回憶錄,可惜沒有提及《胡適雜憶》, 筆者認為這才是唐先生的代表之作。作者淋漓盡致的學識,無拘無束的表達,文筆生動而饒有趣味,更難能可貴的是把胡適之從新文化運動領袖的神壇上請了下來,一個平凡而可愛的胡適才能走進民間。且舉一個小例為證:

胡先生打麻將時最喜歡說的一句口頭禪便是:『麻將裏頭有鬼!』 胡夫人上陣幾乎每戰皆捷,所以時以『技術高』自許;胡先生接手則幾乎每戰必敗,所以時以『手氣不好』解嘲。手氣不好,是『客觀實在』使然,是『鬼使神差』的,與技術無關!其然乎?豈不然乎?胡適之是不喜歡邵康節的,但是打起麻將他的確相信『有鬼』!因為這個『鬼』是他在麻將桌上『小心求證』,證出來的。

一段小證,突顯了胡適退下神壇的生活,使胡適夫婦瞬間變成如街頭小巷裏和藹可親的『老爺爺』,『老婆婆』,你可以隨時和他們握手寒暄,談笑風生,不知東方之既白。更有趣的是唐先生的行文,字字句句都反叛著他這位提倡白話文的『胡恩師』,唐先生不寫一如清水的純白話,字裏行間滲透著深厚的古文根底,加上唐先生天性詼諧,居然敢在麻將桌上拿胡適一生的治學方法——『小心求證』來開玩笑,放在今日的香港,絕對是高級的『抽水』啊。

筆者常聽人說,讀《胡適雜憶》讀的從來不是胡適之,而是唐德剛的評論及見解。若要了解五四運動的胡適之,真不可讀《胡適雜憶》。唐先生憑著與胡適深厚的交情,敢從胡適的日常家事入手,出奇地拉扯到政治、文學、社會學、乃至文字學,映照出唐先生才氣縱橫,博學多智的一面:

我們黃、白二種的繁衍,兩千來都是相同的民族大混合。人類歷史上很少『民族』是真正『滅絕』的,也很少『古文化』是完全『消滅』的。二者所不同的是我們的語言文字,原封的保留下來,他們的語言文字卻被後起的方言取代了。方言鼓勵了部落主義的滋長。所以雖然他們的生活習慣、宗教文化皆已大半『拉丁化』(latinization)或『羅馬化』(Romanization),但是他們不用拉丁文,所以就不認拉丁做祖宗了。

以上摘錄是唐先生從語言文字學角度的解釋,中國與歐洲,一合一分兩局面的原因,見解獨到,遣詞造句又妙趣橫生,令人拍案叫絕。他論證後,文章最後的結論是在拆胡恩師等五四運動領袖的臺,為『文言文』和『方塊字』平反。胡適之泉下有知,相信也會哭笑不得,

唐先生雖以『歷史』為專業,但他深信『良史必工其文』。在中國土壤培育出來的文化根,從『太史公』開始就留下了『文』、『史』兼善的烙印。所謂『文章兩漢兩司馬』,司馬遷等人的歷史散文早已公認為上等文學作品,在中國,這是傳統就不必細表,但西洋歷史也有這樣的傳統則可能鮮有人知,例如《邱吉爾回憶錄》就是很好的歷史文學。

博覽群書的唐先生總結出『六經皆史』、『諸史皆文』、『文史不分』、『史以文傳』十六字真言,而這都在《胡適雜憶》一書中充份體現,讀歷史的同時享受文學的美,一舉兩得。難怪唐先生極力反對『社會科學』形式的歷史作品,讀來味如嚼蠟,越讀越深奧,越讀越枯燥,乃至只從注腳下功夫,成為footnote 歷史。筆者沒有能力與資格去評論治史方法,只是在讀《胡適雜憶》一書實在是愛不釋手,二十萬字只需三天便讀畢,酣暢淋漓,絕無詰屈聱牙之感。反觀,不少現代史學著作,兩句一個注腳,三句一個甚麼甚麼主義,讀來全無樂趣,只好擱在書櫥,任其塵封了。

作者:琦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