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喻

談普教中之成效和影響

一. 「普教中」的背景

「普教中」源於香港課程發展議會在 1999年發表的《香港學校課程的整體檢視——改革建議》提出以「用普通話教中文」作為長遠目標。及後於2002年《中國語文教育學習領域課程指引（小一至中三）》當中曾提及「在整體的中國語文課程中加入普通話的學習元素，並以『用普通話教中文』為遠程目標。2003年語文教育及研究常務委員會亦表示「非常贊成課程發展議會使用普通話教授中國語文科的長遠展望」。直至二零零八年九月起，香港教育局開始向中小學推行普教中計劃，希望提高學生的中國語文水平。直至現在，普教中的計劃已經實施約七年，在全港約五百間小學中，七成的學校已經紛紛改用普通話來教授中文科。不過，社會上對於普教中的成效仍存有不同的意見，有部份家長和學校校長均指出普教中能顯著提升學生在對中國語文上的能力，但亦有不少學校指出普教中計劃在師資、學生的適應上仍有一些困難。

由於老師和同學需要由粵教中轉為普教中，而兩種的教學語言對於學生在學習中國語文上有很大的差異，以粵普詞語對照為例，若以粵語來教授，學生需要自己在腦海中轉化為書面語後才能寫出，而普通話則能「我手寫我口」，能直接表達出自己的意思，例如：粵語中的「得個講字」則是普通話中的「光說不做」、粵語中的「咕喱」則是普通話中的「苦力」等等。因此，教學語言的轉變對學生學習中國語文確實有甚大的影響，以下將探討近年推行普教中的成效，以及論述普教中對學生的影響。

二. 「普教中」的成效

普教中作為中文科的發展方向，推行的範圍愈來愈廣。在2007年全港只有約20%中小學推行普教中。數年過去，港語學普教中學校資料庫的資料顯示全港已經有超過71%小學設「普教中」班別，中學則約有25%中學於中一至中三設普教中班別。那麼已推行多年的普教中有沒有確切的成效呢？

以普通話作為教學語言，部份學校認為這提升學生的語文能力。以藍田循道衛理小學為例，該校推行普教中逾十年，在全港系統性評估(TSA) 中，學生在中文科(聆聽、說話及視訊)以普通話應試，小六學生在中文科表現(聆聽、說話及視訊以普通話應試)遠高於全港小六學生達基本水平的百分率，成績優異。語常會曾於2002至2005年於該所學校進行研究，結果顯示該校初小和高小學生在中文科能力整體表現良好。初小學生平均在聽、說、讀、寫四個範疇都表現良好。高小學生在中文科聆聽、寫作能力整體表現良好，說話及閱讀方面相當優異。可見，香港部份學校在推行普教中後，成效甚大。

另外，「普教中」可以提高學生的中文寫作能力，因為普通話與書面語更為貼近，書寫時較能達致「言文合一」，從而減少口語夾雜的情況。根據《關於「普教中」討論的反思》一文指出，「普教中」提高學生中文寫作能力，大多屬於詞彙和語法方面的改進。贊成「普教中」的校長教師指出「普教中」能使學生遣詞造句更加規範，作文不再出現「食飯」、「我走先」等寫法。所以，普教中在學生寫作上的成效亦可觀。

不過，部份學校和學者對於近年推行普教中的成效仍存有爭議。香港中文大學中文系前任主任鄧仕樑教授卻認爲「言文合一的說法在語言學裏是不能成立的」，引述語言學家朱德熙的說話：「不管在哪種語言裡，書面語和口語總是有一定距離的。就漢語來說，書面語和口語的區別一直相當大。」即使普通話與書面語較為貼近，在普通話地區，學生寫出不合規範語句的現象仍然存在。

除了詞彙和語法方面的改進之外，「普教中」對於其他許多更重要的寫作因素，例如：創意想像、命題立意、謀篇布局，卻不見得有甚麼幫助。香港大學教育學院副院長謝錫金在回應TSA測試中學生語文水平低時指出，近年不少學校推行「普教中」，但因為老師都花了不少時間用來教授漢語拼音，變相減少了時間去教學生認字，結果反而削弱學生寫字能力。可見部份學校認為推行普教中的成效不大，未能提升學生整體的中文能力。

三. 普教中對學生的影響

推行普教中的爭議不斷，正反雙方各執一詞，在逐步推行普教中後，近年對此的爭論更是如火如荼。鑒於學生是當中較受影響的一群，下文將討論普教中對學生的影響。而在討論其對學習中文的影響前，或許我們會問，怎樣才叫學習中文？又能如何量度其學習成效？與學習其他語言一般，學習中文，亦可從語音、語法、詞彙和修辭等方面學起。而聽、說、讀和寫等方面則能展示其學習成效，全港性系統評估利用這幾個維度來量度不同年級學生的學習進展，便是因此之故。然而，不用母語粵語，反以普通話學習中文，會直接影響學生學習語音、語法、詞彙和修辭上的表現，對他們學習中文的影響可謂首當其衝。但是，普教中對不同語文能力的學生或有不同影響，下文將詳加闡述。

在整體方面，當局常說的普教中能夠讓學生「我手寫我口」和「推行規範中文」兩個作用，只是自圓其說，不但沒有實際數據證明，在理論上亦是無所牽連的。大部分香港學生生於斯長於斯，以粵語為母語乃人之常情，普通話與英文一樣，只是屬於香港學生需要特別學習的外語，甚至與英語一樣是需要翻譯的語言。熟悉地運用一套語言和掌握其思考方式大概需要十幾二十年，現在大多數使用者皆不能夠用普通話的思維思考，只是停留在用母語思考，再轉譯為普通話表達的階段。換句話說，即使是很優秀的學生和老師，亦難將普通話運用得如母語般得心應手。既然如此，推行普通話賣點之一的「我手寫我口」，似乎便成子虛烏有了，因為在母語為粵語以及社會環境皆為粵語的情況下，學生所寫的亦只是其粵語思想，而普教中只是阻礙學生上課的進度和思維鍛鍊的機會而已。當然，若要全港推行講普廢粵的運動，讓普通話成為學生母語，為學生創造學習普通話，乃至普教中的語境，當然就另當別論了。

學習普通話的另一個論點是想讓學生學習到「規範中文」。然而，何謂規範中文？為何一定要是普通話思維下的中文？為何一定要是內地普通話思維下的中文？為何不是台灣的普通話？又為何不是新加坡的普通話？內地理論上是推行普教中最普及的地方，然而內地的中文能力便是最高嗎？內地的中文表達便是最暢順嗎？其實不然，從不少內地作品看來，內地的中文水平顯得參差不齊，更是充斥著大量歐化句和普通話口語的句子，讓人讀起來既沈悶，又不通順，非良好中文，亦不符合現代漢語規範，例如濫用被動句和眾數千篇一律地用「們」字的例子在內地作品和學生考卷中，可謂俯拾皆是，我們常說的「各位老師」和「各位來賓」遭改為「老師們」和「同志們」，只能令人啼笑皆非。這些內地普通話學習中文引申的問題在內地中文翻譯作品更甚，且觀《哈利波特》的翻譯，同一本作品，內地的翻譯便遠較臺灣的翻譯粗疏和缺乏文氣，不但句子冗長，不擅運用句讀，大量的歐化句和中國土語更比比皆是，顯示出儘管用普通話學習中文，其中文水平依然有所問題。相反，不少作家即使不是以普通話學習中文，同樣寫得一手好作品，例如西西、小思和倪匡等香港作家，作品依然奪人眼球，引人深思。可見，中文是看其文字和文學內涵的，絕非看是否以普通話教學。當然，若有人認為內地這些充斥歐化病句和內地口語習慣的中文便是規範中文，那筆者自然亦無可厚非了。可是，若學生因普教中而學習這些內地中文，香港學生中文能力自然下降，甚至會演變成高不成，低不就的學習悲劇。

其次，普教中亦會引起照顧學生學習差異的困難。普教中會引起一些語言學習能力較強的學生反思，他們會思索一些普通話和粵語詞彙運用與轉換的問題，例如港人在生活的耳濡目染下，寫「我一生人」，顯得順其自然，但普教中下，自應改為「我這一輩子」；港人掛在口邊之「不同」，要改寫為「不一樣」；「我去九龍」要改為「我到九龍去」。兩者相較，香港語言顯得更簡潔，但在普教中的情況下自然便應捨之不用，一些具批判思維的學生可能便會產生疑惑，不明為何要捨易取難，捨優取劣，是否內地的文化和語言就一定不問情由地為更好選擇？這種為了普教中而捨棄優秀中文的做法，亦只是體驗了京方的文化霸權而已，對香港學生只會產生更多困惱，影響其順暢地學習中文。

另外，一些語文能力較弱的學生，更加需要用熟悉的母語教學，普教中下，只會讓他們學習中文的困難累積。因為那些原本學習能力較高的學生，或許能夠靠平時閱讀和寫作練習提升中文能力，但能力較弱的學生則更加需要透過課堂上的互動和老師講解來學習中文。先撇除一些本身因普通話表達問題，讓學生上課不明所以的老師不談，即使老師能夠流利地用普教中，轉譯能力不強的學生仍然會由於普通話能力不高，上課聽不明老師講解，更妄談用普通話方式表達、溝通和學習中文了。

最後，須知道我們現在談的是學習中文方法上的問題，而非學習和運用普通話的問題，切不可本末倒置。而顯而易見的是，普教中對不同程度學生在學習中文皆有負面影響，令他們在聽說讀寫各方面皆增添障礙和困難，既不能提升其中文能力，更甚會令香港學生的中文不進反退，引起混亂，實需斟酌而行。

四. 總結

總括而言，普教中計劃推行數年，各學校有不同的教學成效，部份小學實行普教中後，在近期的全港系統性評估(TSA) 反映出優異的成績，效果甚佳。但是，部份學者仍然對此計劃的成效有保留，他們認為在語句和教學時間分配上仍存有些問題，以致該成效不大。而對香港學生而言，普教中無疑令他們在學習中國語文上帶來不少問題，不但為語文水平較高的學生帶來猜疑，而且會為語文水平較低的學生製造更多學習上的困惑，例如：對普通話不熟悉而難以聽課。所以，近年的普教中計劃仍有許多需改善之處，望日後中國語文科在教學語言上能更加完善，使香港學生的中文能力更上一層樓。